關於馬克思物化概念的理論演繹和學術討論走到今天，有必要對馬克思本人的物化概念使用情況做一個正本清源的梳理。這項工作並非經院式的概念考據，而是事關對馬克思批判理論邏輯的總體理解。盧卡奇的Verdinglichung也好，廣鬆涉的Versachlichung也罷，都不僅僅是對馬克思個別概念的發揮，而是立足全新的時代和理論語境，試圖勾勒出馬克思批判理論的哲學新貌。我們梳理馬克思的物化概念的使用情況，其實也是為了實現對馬克思批判理論的哲學邏輯的理論重述。在這種重述中，也包含著與相關思想家的理論對話。
如前所述，馬克思本人隻在很少的地方使用過 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而且這兩個概念基本都出現在闡述拜物教（Fetischismus）理論的相關段落中。盧卡奇和廣鬆涉在闡述所謂馬克思的物化理論或者物象化理論的時候，也常常援引拜物教理論以佐證自己的闡釋。因此，我們不應當脫離拜物教批判的語境來理解馬克思的物化（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概念，此為其一。其二，我們應當充分考慮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史背景，從對“物”的理解出發，進入馬克思對兩個物化概念的區分，從而比較準確地把握馬克思所謂的物化和拜物教的含義。
可以說，對物的理解，根本地涉及近代哲學以來的基本思維方式問題。自笛卡兒確立“我思”為形而上學的第一原理以來，二元論始終無法得到真正的克服。盡管康德做出了十分卓越的努力，但他仍然始終將“物”理解為主體的認知對象。結果，主體和自在之物（Ding）的分立依舊存在，一種靜觀的、對象性的二元論思維方式仍未被超越。黑格爾以全新的辯證法思路，論述了靜觀的對象之物（Ding）向實踐的關係之事物（Sache）的發展過程（亦是一種向本質複歸的過程），貫徹了“實體即主體”的基本原則，超越了靜觀的二元論思維方式。筆者在這裏無意於將黑格爾極其複雜的辯證體係簡化為物的概念的轉變。但是，有明確的文本依據可以說明，黑格爾十分有意識地區分了兩個物的概念，Ding主要指認識的對象之物，而Sache主要指實踐的關係之物，並且這種區分具有很強的解決康德問題的理論針對性。[25]熟稔黑格爾的馬克思不會不理解黑格爾的自我意識辯證法對於克服康德“自在之物”的重要意義。厘清了以上兩個“物”的含義，兩個“物化”也就可以更好地區別開來了：Verdinglichung（“物化”）主要指某種非物性的東西表現為認識進程中的物性對象，而Versachlichung（“事物化”）則主要指一定的實踐關係體現為事物的形態。沿著黑格爾的思路來看，物（Ding）的表象背後是關係性的事物（Sache），物化（Verdinglichung）是現象層麵，而事物化（Versachlichung）則是本質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