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盧卡奇之後，物化批判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引起巨大反響。這種反響，同樣不是出於概念上對馬克思的直接承繼，而是出於盧卡奇新的概念論說語境和批判邏輯，即對韋伯現代性思想的一種邏輯翻轉，是對現代主體意識物化的反思，及對其潛藏著的對整個現代文明的擔憂。這正是法蘭克福學派後來實現的事情。當霍克海默正式提出“批判理論”（Kritische Theorie）這一全新理論範式的時候，對物化現象的批判顯然是他們要在新的深度上加以揚棄的事業。這首先體現在法蘭克福學派最初的核心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的相關著作，特別是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之中。盧卡奇的物化批判邏輯給予他們重要啟發，然後，被他們超越。
在《啟蒙辯證法》的漢譯本中，物化相關概念的翻譯同樣存在一定的混亂。中文的物化有時對應Verdinglichung，有時對應Versachlichung，而Versachlichung有時被譯為物化，有時被譯為對象化，有時又被譯為客體化。[10]在這裏筆者其實並沒有要苛責譯者的意思，畢竟無論是哪個“物化”都沒有成為文中大量使用的術語，而且兩個概念的使用方式也沒有真正質性的差異。如果非要區分的話，可以說，Versachlichung用得比較少，並且主要出現在《啟蒙的概念》一文中，主要是指現代社會中，人被物質生產和工具理性所驅動，成為缺乏主體性的事物性存在。這也就使啟蒙走向了反麵。神話時代“泛靈論使事物（Sache）靈魂化（beseelt），而工業化卻把人的靈魂（Seelen）事物化（versachlicht）”[11]。可以說，這接續的是盧卡奇的韋伯式物化批判的基本思路，而不是馬克思的生產關係事物化的思路。“主體在取消意識之後將自我事物化（versachlicht）的技術過程，徹底擺脫了模糊的神話思想以且一切意義，因為理性自身已經成為萬能經濟機器的輔助工具。”[12]從盧卡奇到《啟蒙辯證法》，物化批判的主旨不在於揭示拜物教的經濟關係本質，而在於立足主體，反思“人在工廠和機關裏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