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述分析為基礎，哈維進一步談到了資本主義的空間與資本積累之間的關係問題。“空間障礙的消除和‘通過時間消滅空間’的鬥爭對於全部資本積累的動態來說都是根本性的，並且在資本過度積累危機時期更是劇烈。通過向新領域的地理擴張以及建構全新的空間關係來吸收剩餘資本（有時是剩餘勞動力）可以說是很顯著的。”[11]在《叛逆的城市》一書中，他以城市化過程為例對這一問題做出了更為清晰的說明。“為了產生剩餘價值，資本家必須生產剩餘產品。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永遠都在生產城市化所要求的剩餘產品。反之，資本主義也需要城市化來吸收它無止境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因此，資本主義發展與城市化之間呈現出一種內在的聯係。”[12]應該說，這是哈維在解讀社會空間問題時出現的一種新思路，即看到了社會關係或社會生活的再生產過程除了能夠促進政治權力本身的再生產外，還能夠促進經濟維度上的資本積累並以此來克服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我們知道，在當代西方學界，不少學者隻是從權力再生產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空間的生產問題的。譬如，鮑德裏亞在《象征交換與死亡》一書中就具有這種觀點。
比數量等價關係更深地在商品下麵流傳的首先是如下的信息：把自然（和人）從不確定性中拉出來，使其服從價值的確定性。這是我們可以在推土機、高速公路、“經濟基礎”的修造狂熱中，在生產時代的文明化狂熱中體驗到的，這種狂熱不留任何一點非生產的東西，在一切事物上都要簽署生產之名，甚至不是為了增加財富——生產是為了標誌，生產是為了再生產帶有標誌的人。今天的生產與這種代碼恐怖主義有什麽不同嗎？[13]
也就是說，對鮑德裏亞來說，由“經濟基礎”的修造狂熱所體現出的社會空間的建構，隻是為了再生產帶有標誌的個人，而不是為了生產財富或解決資本過剩問題。生產何種具體的東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社會關係再生產出來並由此而完成政治權力的建構與布展。但對哈維來說，情況要複雜得多。城市的拓展等社會空間的建構，的確具有社會關係再生產的功能，但也有消化過剩資本並由此而促進資本積累的功能。哈維舉了很多的例子來說明這一觀點，我們僅以其中的1853年巴黎重建的例子來加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