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馬克思沒有使用過德國古典哲學這樣的概念，也沒有對這一哲學運動進行過係統的探討，但在其論著中，無疑蘊含著對德國古典哲學遺產的獨特見解。這些見解主要表現在馬克思對以下六個問題的關注上。
（一）人
凡是認真地研究過德國古典哲學的人都會承認，人的問題始終是德國古典哲學關注的一個主題。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原理》（1785）中指出：“每個有理性的東西都須服從這樣的規律，不論是誰在任何時候都不應把自己和他人僅僅當作工具，而應該永遠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眾所周知，康德關於“人是目的”的偉大口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肯定了作為理性存在物的人的尊嚴，無論是在康德晚年的著作《實用人類學》中，還是在費希特的《人的使命》、謝林的《對人類自由的本質及與之相關聯的對象的哲學探討》和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等著作中，都能聽到這一偉大口號的悠遠的回聲。平心而論，在後德國古典哲學時期，與其說費爾巴哈的主要哲學貢獻在於他堅持了一種不徹底的唯物主義學說，不如說在於他的哲學人類學思想。他主張，上帝乃是人的本質的異化，而神學的本質就是人類學。所有這些人本主義的思想都對馬克思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神聖家族》（1844）中，馬克思在評論黑格爾哲學時寫道：“在黑格爾的體係中有三個因素：斯賓諾莎的實體，費希特的自我意識以及前兩個因素在黑格爾那裏的必然的矛盾的統一，即絕對精神。第一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人的自然。第二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自然的精神。第三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以上兩個因素的統一，即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2]顯然，在馬克思看來，“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是德國古典哲學留下的基本的哲學遺產之一。由於當時的馬克思在思想上還受到費爾巴哈一定的影響，所以他把自己對德國古典哲學遺產的解讀歸功於費爾巴哈所提供的啟示：“隻有費爾巴哈才是從黑格爾的觀點出發而結束和批判了黑格爾的哲學。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學的絕對精神歸結為‘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從而完成了對宗教的批判。同時也巧妙地擬定了對黑格爾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基本要點。”[3]這充分表明，馬克思重視的是費爾巴哈的人類學，而不是他在唯物主義研究方麵所留下的思想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