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6日，我在《光明日報》學術版上發表了《人文關懷：馬克思哲學的另一個維度》一文。這篇論文的基本觀點是：人文關懷是馬克思哲學的一個基本維度，但在馬克思哲學的傳播過程中，這個維度被遮蔽起來了，甚至當人們把馬克思哲學理解為實踐哲學（亦可簡稱為“實踐論”）時，仍然會發生這樣的遮蔽現象。拙文的這一見解引起了一些學界同仁的困惑，楊學功先生在《也談馬克思哲學的人文關懷：兼與俞吾金先生商榷》一文（載《哲學研究》2002年第6期）中，雖然肯定拙文“把人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地位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又對我的一些具體的觀點存在不同的看法，他寫道：“我尤其不能同意俞文的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實踐論’的哲學解釋框架也會導致馬克思哲學中人文關懷維度的喪失和遮蔽。”在楊文看來：“隻有把實踐的觀點理解為一種哲學解釋框架或哲學視界，才能把握到它對於馬克思哲學的全局性和根本性意義。而這樣的‘實踐論’，不僅不會導致對人的遮蔽，相反，它為馬克思哲學中人文關懷維度的凸顯提供了根本的哲學前提。”
顯然，楊文忽視了兩個根本性的問題：第一，馬克思本人對實踐概念的表述與馬克思的追隨者對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的理解和解釋是否可能存在差異？第二，在人們把馬克思哲學理解為實踐哲學的前提下，是否必定會肯定並弘揚馬克思哲學所蘊含的人文關懷的維度？在這裏，楊文和拙文之間的根本分歧點在於：究竟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毋庸諱言，澄清這個分歧點對於當前的理論界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事實上，在今天，又有誰不把馬克思的哲學理解為實踐哲學呢？又有誰在反駁別人的觀點時不聲稱自己是站在實踐哲學一邊的呢？正因為馬克思的實踐概念遭到了普遍的誤解和濫用，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恢複其本真含義，從而走出理論上的某些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