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又注意到，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又說過：
全部哲學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進程。這進程本身是合理性的，為理念所規定的。偶然性必須於進入哲學領域時立即排除掉。概念的發展在哲學裏麵是必然的，同樣概念發展的曆史同樣也是必然的。[106]
顯然，黑格爾在這裏所說的“哲學史”，不是“實際上發生的哲學史”，而是按照黑格爾的邏輯的進程進行取舍並被表述出來的哲學史，即“按黑格爾方式表述出來的哲學史”。
綜上所述，在黑格爾那裏，“實際上發生的哲學史”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它與黑格爾所說的“邏輯”的關係隻能說是“大體上”一致的，這種一致性表現在：哲學史上不同哲學體係出現的時間的次序和邏輯學中邏輯理念開展的次序都服從“由抽象進展到具體”的原則。至於“按黑格爾方式表述出來的哲學史”，因為已經過其邏輯進程的取舍和清洗，所以，它與黑格爾所說的“邏輯”是完全一致的。黑格爾之所以在表述這方麵的思想時語言模糊不清，是因為他把“實際上發生的哲學史”與“按黑格爾方式表述出來的哲學史”都稱為“哲學史”，沒有把它們嚴格地區分開來。我們還發現，乍看起來，黑格爾在談論哲學史與邏輯之間的關係，其實，他的真正的意圖是按照他自己的邏輯學中邏輯理念展開的次序重新安排“實際上發生的哲學史”，尤其是排除了其種種“外在性或偶然性”，使之轉化為“按黑格爾方式表述出來的哲學史”。
在這裏，觸目可見的是黑格爾式的邏輯暴力和絕對不允許偶然性存身的必然性的嚴酷專政。與其說黑格爾在討論邏輯與曆史的一致，不如說他在用邏輯“謀殺”曆史。眾所周知，曆史的生命正在於其豐富的偶然性，在這個意義上，用邏輯去排除、清洗曆史中的偶然性，無異於把曆史拋進硫酸池中，讓它化作一縷輕煙。由此可見，這裏不但見不到作為邏輯學家的黑格爾與曆史的親善關係，反而處處見到：黑格爾試圖把哲學史或其他曆史開辟成邏輯的跑馬場。比如，黑格爾《邏輯學》中的“有”對應於希臘哲學史上的巴門尼德（公元前540—前470），“無”對應於印度的釋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創立的佛教，而“變”則對應於希臘哲學中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4—前484），這完全是從其邏輯理念推演的需要出發而排列出來的次序，與哲學史上的時間的次序毫無關係。這種充滿隨意性和跳躍性的、神秘化的邏輯遊戲不禁使我們聯想起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黑格爾試圖用這張可怕的邏輯之床去度量哲學史和其他一切曆史。馬克思早在寫於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就已經指出：“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在這裏已經暴露無遺。”[107]費爾巴哈在1866年3月致威廉·博林的信中回顧自己當年對黑格爾的批判時，也心有餘悸地寫道：“我在黑格爾的邏輯學的哲學麵前發抖，正如生命在死亡麵前發抖一樣。”[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