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的論述表明，西方哲學史的開端並不是一個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的問題，隻要我們超出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知識論哲學、科學主義、“客觀性神話”和“普遍理性”的理論框架，西方哲學史的開端就將被改寫，而其他問題，如西方哲學史的分期、演化、結尾等也將被改寫。無數事實表明，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撇除主觀性的背景來探討客觀性的問題，換言之，研究者的心靈是不可能成為洛克筆下的“白板”的。相反，研究者的理解的前結構、視角、效果曆史意識和先入之見卻是使任何現實的研究活動（當然也包括哲學史的研究在內）得以可能的前提。如果人們要談論客觀性的話，就必須在這樣的前提下談論，否則，他們就是繼續在追逐抽象的、虛無縹緲的“客觀性神話”！
有人也許會提出如下的疑問：如果客觀性必須在研究者的理解的前結構、視角、效果曆史意識和先入之見的基礎上來討論，而不同的研究者又有著不同的理解的前結構、視角、效果曆史意識和先入之見，這豈不是把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推入到相對主義的窘境中去了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認為，隻有在上述基礎上探討客觀性，客觀性和主觀性的關係才沒有被割裂開來，這兩者的共生性結構才沒有遭到破壞。相反，隻有自覺地在上述基礎上研究西方哲學史，各種原創性的見解才會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而各種有差異的見解的存在，既不會使人們陷入相對主義，也不會妨礙人們去追逐真實的客觀性，而這種客觀性正是以研究者對自己置身於其中的時代本質的深入把握為出發點的。當然，要獲得這種堅實的出發點，研究者必須具備厚實的批判意識，從而對自己的理解的前結構、視角、效果曆史意識和先入之見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