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哲學史敘事中的三個神話
近年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重寫學術史”已經成為一種時尚。這種時尚顯露出人們對以往的學術敘事體係的普遍的不滿，也表明人們的觀念正在發生重大的嬗變，但在瀏覽了一些自詡為重寫學術史的“典範之作”後，我們又感到沮喪和失望。通常見到的情形是：人們或者引入西方新的學術思潮或術語來重寫學術史，從而把“重寫”曲解為單純的術語上和形式上的翻新；或者自以為在“重寫”，但仍然站在傳統的敘事方式上。於是，我們意識到了兩種不同類型的“重寫”：一種是單純外觀上的、形式主義的重寫，重寫者隻是以自己的口號振動了空氣，但實際上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另一種是實質性的重寫，也就是說，重寫者已經真正地超越了傳統的敘事方式。[1]
也許可以這樣說，任何學術史研究中的重寫者，在對傳統的敘事方式做出批判性的反思前，對學術史進行實質性的改寫都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思想前提的哲學史研究中尤其如此。然而，人們並不總是這麽看問題的。據說，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狀況做過一個俏皮而廣有影響的評論，即當代中國沒有哲學家，隻有哲學史家。我們姑且不去探究這個評論是否準確，至少在這個評論中暗含著這樣一個思想，即成為一個哲學家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哲學家的思想是原創性的，而成為一個哲學家史家則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哲學史家似乎隻是做一些收集、整理、敘述哲學史材料的工作。顯然，這一評論助長了某些人的狂妄態度，以為做哲學史家或“重寫”哲學史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2]事實上，在真正的哲學家不存在的地方，真正的哲學史家也不可能存在，因為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哲學史家沒有原創性的哲學思想，也就不可能撰寫出真正具有獨創性的哲學史著作來，也不可能合法地、切實地擔負起“重寫”哲學史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