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理論界，存在著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有不少論著探索了康德在哲學史中所實現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有不少論著研究了馬克思所創立的曆史唯物主義在哲學史上所引起的劃時代的革命意義，然而，卻鮮有這樣的論著來探討這兩大哲學革命之間的內在聯係。由於這方麵探討的缺位，不但使我們對康德哲學革命的曆史意義難以獲得一個充分的了解，而且也使我們對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思想來源缺乏完整的說明，從而進一步導致我們對整個哲學史（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在內）理解上的偏差。由此可見，深入反省這兩大革命之間的內在聯係，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本文認為，馬克思站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既繼承了康德哲學革命的根本貢獻，也超越了康德哲學革命所蘊含的種種局限性，從而把傳統的哲學思維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高度上。
一、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貢獻和局限
眾所周知，在哲學史上，人們常常把康德所發起的哲學革命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本人引入了哥白尼在天文學中的革命來說明自己在哲學中所實行的變革。他這樣寫道：
向來人們都認為，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必須依照對象；但是在這個假定下，想要通過概念先天地構成有關這些對象的東西以擴展我們的知識的一切嚐試，都失敗了。因此我們不妨試試，當我們假定對象必須依照我們的知識時，我們在形而上學的任務中是否會有更好的進展。這一假定也許將更好地與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對對象的先天知識的可能性相一致，這種知識應當在對象被給予我們之前就對對象有所斷定。這裏的情況與哥白尼的最初的觀點是同樣的，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體圍繞觀測者旋轉時，對天體運動的解釋已經無法順利地進行下去了，於是他試著讓觀測者自己旋轉，反倒讓星體停留在靜止之中，看看這樣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績。現在，在形而上學中，當涉及對象的直觀時，我們也能夠以類似的方式來試驗一下。如果直觀必須依照對象的性狀，那麽我就看不出，我們如何能先天地對對象有所認識；但如果對象（作為感官的客體）必須依照我們直觀能力的性狀，那麽我倒是完全可以想象這種可能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