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的又一重要內容，是“文化中國”的理想追求。
早在春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們就有了文化中國的理想。所謂“諸夏為中國，據夷狄為外”[132]，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133]，所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也”[134]，等等，便是文化中國理想的表現。傳說中的孔子修《春秋》，嚴夷夏之防，其原則是禮義道德。諸侯行為不合禮義道德的，便以夷狄看待；夷狄行為合乎禮義道德的，便以中國看待。孟子堅信進步文化能夠改變落後文化，而落後文化不可能改變進步文化，其所謂“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135]，便是這種信念的體現。漢代研究《春秋》的公羊家們明確認為，夷狄與中國的區別，並非種族或地域的不同，而是文化道德的有無。公羊學大師董仲舒認為，《春秋·宣公十二年》記載晉楚之戰，晉國大敗，《春秋》褒揚處於夷狄之邦的出國合乎禮義，貶斥屬於諸夏部族的晉國不合禮義，原因就在於《春秋》無通辭，評價標準以是否符合禮義為轉移。晉國不講禮義，雖屬諸夏之國，也“變而為夷狄”；楚國恪守禮義，雖屬夷狄之邦，卻“變而為君子”[136]。夷夏之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這就凸顯了夷夏之辨的文化標準和意義，溝通了夷夏之間在文化心理上的聯係。這種夷夏互變的思想，是中國古代理性精神的重要成分，是文化中國理想追求的重要內容之一。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開明思想家們，主張“師夷長技”，實際上是承認“夷人”的器物文明高於華夏之邦。譚嗣同慨歎：“今中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於夷狄，何嚐有一毫所謂‘夏’者！”[137]可見，夷夏之別的標準，是文明進步的高下、有無。當然，用現代文明的眼光審視，這種華夷之辨的思想，無可否認地存在著某種輕視外族的意識。但我們更應看到的是，這種華夷之辨並非種族情結的外化，而是進步文化觀念的體現，即對文明與野蠻的區別，是揚文明而棄野蠻的精神超越。何況，當時的思想家們已經反複申論，文明與野蠻的分界是禮義的有無，中國而失禮義則夷狄之，夷狄而能禮義則中國之，可見華夷之辨主要是個文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