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儒家推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仰慕並躬行宋明心性之學，以恢複儒家道統為己任。因此，他們以一種頹喪的心情看待五四運動以來的時代，稱其為“戰國時代”。
牟宗三在《道德的理想主義》一書中認為，孔子之後的戰國時代，“時代精神日趨墮落”[135]，而“戰國時代猶今日之時代也”[136]。他所謂今日之時代，即指五四至80年代。他在1988年年底於香港舉行的“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上的主題演講，也佐證了他對時代問題的看法未變。簡言之，牟宗三認為，今日之時代是“一個沒落的時代，一個從根本上出問題的時代”，是“一個歪曲的時代”[137]。
牟宗三認為，這個弊端叢生的時代，就世界範圍而言，主要表現為近代以來人文主義之沉落。他說，自19世紀後半期以來，宗教在文化理想時代精神方麵的鼓舞作用日漸消沉，隻成為婆婆媽媽的生活習慣。啟蒙思想以來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權運動，已開花結果而成為現實的民主政治製度。由此，其鼓舞時代精神、指導文化理想的作用已停止並消失。人們隻注意了科學成就，而忽視了道德精神文化理想的價值和指導作用，導致人心沉溺於物欲的可悲境地。
依牟宗三看來，這種人心沉溺於物欲的時代，是“上帝”歸寂的時代，從科學方麵說，便是愛因斯坦的時代。“愛因斯坦時代的基本精神是‘事法界’的認識，不是‘理法界’的認識。”[138]換言之，愛因斯坦時代的基本精神，是對事欲的現象世界的認識，而不是對真理性的本體世界的認識。牟宗三這裏借用佛教華嚴宗“四法界”說的“理法界”“事法界”概念，對近代科學作價值判斷，反映了現代新儒家重形上追求的思想特征。
牟宗三認為，“時代精神日趨墮落”的“戰國時代”，其在中國的表現，是“物量”精神的泛濫。他對五四以來的社會風氣深惡痛絕，質問道：“試問五四運動以來，吾民族的社會風氣是不是一個放縱恣肆墮落茫然的物量精神？”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所謂物量精神，依牟宗三解釋，即是把一切看成物而盡量利用之，而看不到理性生命、精神生命。他指斥道：“放縱恣肆的物量精神，沒有理想，沒有文化意識，隻是現實、功利、個人、自私的虛無主義、理智主義。”[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