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上述文化傳統的形成，是和思想家的精神活動和社會實踐密不可分的。可以說，文化傳統與思想家之間，有著極為深厚的精神血緣關係。
思想家作為時代精神的理論體現者，作為民族文化命脈的傳承者，他們既代表著傳統，同時更鑄造了傳統。思想家對傳統的鑄造，是通過多方麵的環節和複雜的社會機製而完成的。
思想家對民族精神的凝聚，對時代精神的概括，特別是對曆史文化的理論提煉，對繁茂蕪雜的文化表象的透析，是鑄造傳統的首要方麵。孔子用仁禮一體的思想體係概括西周以降的文化精神，表達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並努力將其社會化、大眾化，以規整人心，是對那個時代民族精神的理論提升，實際上也是對文化傳統的培育。董仲舒順應漢代社會發展潮流，利用彌漫於全社會的陰陽五行觀念，發揮儒家思想的文化整合功能，淋漓盡致地闡發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繼承孔孟而又超越孔孟，把漢代開國七十餘年的諸多文化思潮，有機地納入天人感應的理論體係之中，包容在以儒學為主的文化框架裏麵。此後，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三綱五常這類中國文化特有的命題和觀念，逐漸成為全社會共同的思維路向和價值規範，從而也就成為新的傳統。
弘揚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傳播價值係統的基本理念，也是思想家鑄造傳統的重要途徑。中國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視文化生命的開掘和價值觀念的傳播，由此引導人們在文化命脈方麵自覺地“認祖歸宗”，從而逐步形成看重傳統、認同傳統的悠久曆史感和擔當感。孔子為了實現他的仁學思想，奔走天下，雖頻遭困厄而矢誌不渝，表現出對人道和人性尊嚴的執著。他開辦私學，以堅韌不拔的弘道精神，培養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為民族文化生命的開掘、延續和廣泛傳播作出了前無古人的貢獻。此後的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陽明等大思想家，繼承發揚了孔子“人能弘道”的精神，竭盡全力闡揚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和活潑生命，授徒講學，著書立說，為中國文化的宏大，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可以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係統主體內容的仁義禮智、忠孝廉恥等基本準則，在古代中國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深厚綿長，是與這些思想家的精神創造活動密不可分的。更為重要的是，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的文化保守傳統特別根深蒂固，充分體現出思想家的活動在建構文化傳統方麵的不可磨滅的影響和功績。誠然，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人們對於思想家們鑄造這些傳統的是非功過，可以見仁見智，但思想家們確實鑄造了那個時代的傳統，卻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