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大凡有作為的學人，在治學道路上總是有一種思想上的境界和動力；正是這種境界和動力，使他們能夠堅持不懈地追求、攀登，直到光輝的頂點和生命的終結。這些學人，留給後世的，不隻是他們的皇皇巨著，還有他們的思想和精神。
白壽彝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學人，一位享譽中外的史學家。當我們懷著欽敬的心情，去追尋白壽彝先生的治學道路時，就會逐漸感受到他的這種思想動力的巨大和長久。
一、神聖的社會責任意識
白先生治學的動力，首先是出於社會責任感，這也是他的史學思想的根基。1937年，他的第一部專著《中國交通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學術界的第一部中國交通史。這年，白先生28歲。作為一個青年史學工作者，白先生已顯示出他對於國家命運、社會前途的關注與責任感。他在本書最後一章即第六章“中國交通事業之前途”中，從六個方麵分析了“中國交通事業前途之很大的障礙”，進而指出：“在這個時候，國難嚴重到了極點，這種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業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拚命去做的。我們的一部中國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敗史或是一部勝利史，在最近的數年中就要決定。這個時代已不是再容我們優遊歲月的時候了。”[2]這一段話，寫在“九一八”事變和“一二·九”運動之後，“七七”事變前夕，隻要我們回溯曆史，就會感受到這些話是多麽深沉，多麽有分量。
由此可以看出，白壽彝先生從他踏上治學道路之初，就明確地樹立起史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這種神聖的社會責任感伴隨他走過60多年的治史生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作為一位有廣泛影響的史學家，白先生的社會責任感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麵。
——對史學工作有崇高的目標。史學工作是神聖的。在中國古代，這種神聖性固然有針對朝廷和君主的一麵，同時也有針對曆史、當世和後人的一麵。近代以來，這種神聖性主要是針對國家、民族、社會和人民，同時也針對曆史和後世。白壽彝先生在這方麵有很突出的自覺的意識和深刻的見解。1984年，在新中國成立35周年之際，白先生在《麵臨偉大的時代》一文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