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曆史學家怎樣才能把自己的學術事業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係起來，從而為社會進步、曆史發展做出貢獻？白壽彝先生在70年的治學道路上所積澱與培養起來的治學精神和學術風格，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
1993年白壽彝先生85歲時，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一部論文集，以示祝賀，書名叫作《曆史科學與曆史前途》。1998年，為祝賀白先生九十華誕，史學研究所又編輯、出版了一部論文集，書名是《曆史科學與理論建設》。關心曆史前途，注重理論建設，是從兩個重要的、帶根本性質的方麵反映了白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風格，值得我們認真學習。這裏，想從幾個比較具體的方麵，談談白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風格。
第一，正確的治學方向。這主要是對理論的興趣和對時代的關注。1937年，28歲的白壽彝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著《中國交通史》。他在本書第五篇第六章“中國交通事業之前途”中指出，近90年來中國交通事業雖有一定的進步，但是“若和世界各先進國相較，這隻能算中國交通事業之現代化的開始，距現代式的規模之形成，尚相去甚遠”。他進而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中國交通事業發展的六大障礙，認為：“在這個時候，國難嚴重到了極點、這種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業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拚命去作的。我們的一部中國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敗史或是一部勝利史，在最近的數年就要決定。這個時代已不是再容我們優遊歲月的時候了。”他的理性思考和愛國**，洋溢在字裏行間。從新中國成立之初起，壽彝先生自覺地、積極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陸續發表、出版了以唯物史觀闡述民族問題、疆域問題、中國曆史進程問題等的論著，開始從進步的曆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變，從愛國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他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發表的《談史學遺產》、《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等文，反映了他在運用唯物史觀分析史學遺產、探討史學發展規律方麵所取得的成就。從70年代後期至90年代，他撰寫的《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係列文章和他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史學概論》、《中國通史》的《導論》卷，以及對整個《中國通史》框架、脈絡的規劃等，更進一步反映了他在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曆史和史學方麵的造詣。近20多年來，他反複強調：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曆史，撰寫中國曆史，這是一種責任，既是對中華民族的責任，也是對世界各國人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