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9年4月，以著名史學家、北京師範大學白壽彝教授為總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史學界盛會慶祝，江澤民同誌致信白壽彝教授熱烈祝賀，是為中國學術界一大盛事。
時隔一年，在20世紀最後一個春天的3月21日，白壽彝教授與世長辭，終年91歲。他給國人留下了豐厚的史學遺產，而多卷本《中國通史》是他奉獻給祖國最後的、工程最為浩大的史學成果。在這方麵，史學界已多有記述，本文擬就白壽彝先生的學風和文風，講一點自己的認識，以托寄崇敬之心和深切哀思，並希望有助於後學對於先生的了解和研究。
學風和文風對於一個學人來說，是其學養和旨趣的反映，也是其對待社會和公眾的關係之認識的反映，進而更是其對於國家、民族命運與前途所關心的程度的反映。這三個方麵，從不同的含義上表明了學風和文風的重要，即學人的修養、學人與社會及曆史運動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講，學風和文風，濃縮了一個學人的學術麵貌和精神境界。
白壽彝先生非常重視學風問題。我記得在“**”結束不久，他在一次學術報告中，首先就談到學風問題。他指出：“曆史工作者的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風尚問題，是曆史工作者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的問題。”[2]他從中國古代史學家的優良學風傳統史才、史學、史識、史德講到毛澤東關於學風的論述，闡述了他的精辟見解。白壽彝先生也非常重視文風。他在1989年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叫作《多研究點中國曆史的特點，多寫點讓更多人看的文章》[3]。文中寫道：“問題研究，出了成果，這就須有所表述。古語說得好：‘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來，並不容易。第一，了解得不透徹，就表述不出來。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訓練，即使了解得透徹了，也表述不好。這二者，都是功力的問題，隻要認識到了，加上不斷的努力，是可以不斷克服的。現在我想說的是第三種情況，這是由於作者沒有為讀者設想，要盡可能使用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語言文字，以致減少了閱讀的群眾。抱有這種見解的人，往往有兩種認識上的問題。第一，認為文史是兩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實，隻要寫成文字，就是要讓人閱讀的；能讓更多的人閱讀，不比隻有少數讀者好嗎？第二，認為讓更多的人閱讀的作品，總不免於粗俗。其實，讓更多人能閱讀的作品倒是更須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質量，與讀者的多少，並無關係。我們要打破這兩種認識上的障礙，走出自己封鎖的牢籠，走向群眾。這不隻是關係到個人作品的影響問題，也關係到史學工作的開展，史學工作的社會效益。”[4]他把一個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所得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闡說得如此透徹、精辟，而且又是同強調多研究點中國曆史的特點這樣的問題同時提出來，足見他對文風的關注已達到極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