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和器局[1]
——紀念白壽彝先生百年誕辰
引言
2009年2月19日，是白壽彝先生100周年誕辰的紀念日。很早就想到要寫一點紀念文字，以表達自己對老師的緬懷之情。可是提起筆來，總覺得要寫的東西很多很多，真不知從何處著筆。想了很久，我想用這樣四個字來概括白先生的學術特點和治學宗旨，或許更能反映我對自己老師為學風格的理解。這就是：“通識”和“器局”。
從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2]，到鄭樵倡導“會通之義”[3]，再到章學誠總結出來的“通史家風”[4]，以及龔自珍所說的“欲知大道，必先為史”[5]，都包含了知識的淵博、器量的宏大和見識的深刻，可以看作是曆史上的史學家的“通識”和“器局”。
白先生學術的特點，正是繼承、發展了史學上的通識和器局。對此，我以前有一點朦朧的認識，而現在比以前又多了一些理解和認識。1981年，白先生在《史學史研究》上連續發表了四篇《談史學遺產答客問》的文章。我在閱讀、學習中的那種激動和沉思交織在一起的心境，至今難忘。1981年年底，我寫了一篇讀後的認識《史學遺產和史學研究——讀書後》，發表在《史學史研究》1982第1期上麵。其中，第三部分講的就是“專長之才和通識之才”的問題。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問》，以論說理論問題開篇，引用和評論了一百八十種左右書刊，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而又采取問答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努力在用德、學、識、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對中青年史學工作者的一種‘身教’吧。”
20多年過去了，隨著歲月的逝去，我對白先生著作的精髓也懂得多了一點。白先生的通識和器局，在他所研究的諸多領域，都更加鮮明地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