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白壽彝文集》第一卷
2008年12月，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白壽彝文集》（以下簡稱《文集》）。2009年2月，是白壽彝先生100周年誕辰，《文集》的出版，自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文集》第一卷，收錄了白先生“論中國通史”的有關文章和講話6篇，“論中國封建社會”的有關文章和講話7篇，以及撰於20世紀40年代的《秦始皇帝》。讀了《文集》第一卷，我想就先生的通史撰述之誌與封建社會史論講幾點認識。
一、通史撰述之誌的由來
中國史學有“通古今之變”的優良傳統，在古代，司馬遷《史記》和司馬光《資治通鑒》最負盛名。20世紀伊始，梁啟超、章太炎等在倡導“新史學”時，亦以撰述“中國通史”為其核心內容之一。此後，幾代中國史學家，在百年之中寫出了百餘種中國通史。1994年，範文瀾、蔡美彪所著10卷本《中國通史》問世；1999年，白壽彝總主編的12卷、22冊《中國通史》出版，把近代以來中國史學家通史撰述之誌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中國史學界的幸事，也是中國國民的幸事。
在20世紀百年中，史學家關於中國通史的撰述，各有其因，歸根到底，都是時代的要求。白壽彝先生的通史撰述之誌的產生和日漸強烈，同樣也是時代使然。1983年3月，白先生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規劃會議上的發言，對此做了簡要的回憶，他說：
大概在1971年，開了第二次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周總理在會上提出來要寫一部中國通史。後來，國家出版局為此組織了兩次寫作班子，都沒有成功。當時，我正在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標點的工作，沒有參與編寫中國通史的事，但也引起我對1962年在達卡召開的國際史學家會議的回憶。在那次會議期間，巴基斯坦的朋友曾說：“過去我們搞曆史，是以歐美為中心，現在我們是以東方為中心。我們要大講中國的曆史，可是我們沒書，不好辦。”人家的態度很友好，但我們的工作跟不上。1974年，我在巴基斯坦又遇到史學界的朋友，人家打聽關於中國史的新著。這距離上次的史學家會議整整12年了，我們還沒有拿出成果，心裏很難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