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壽彝教授和《中國通史》[1]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通史》的最後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以白壽彝先生為總主編的12卷本、22冊、1400萬字的《中國通史》，曆經20個年頭的研究和撰寫，終於全部出版。
1999年4月26日，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祝賀白壽彝教授九十華誕暨多卷本《中國通史》全部出版”大會。會前，白壽彝教授接到了江澤民同誌寫於當天並委托專人送來的賀信。江澤民同誌在信中說：“……《中國通史》的出版，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勤於研究，可謂老驥伏櫪，壯心未已。對您和您的同事們在史學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賀！”“我相信，這套《中國通史》，一定會有益於推動全黨全社會進一步形成學習曆史的濃厚風氣。”[2]江澤民同誌的信在社會各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中國通史》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一、中國通史：中國史家百年的追求
白壽彝教授為什麽要編撰《中國通史》？其學術背景、曆史原因是什麽？其主觀動因又是什麽？這是我們認識《中國通史》的幾個前提。
20世紀開始，自梁啟超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1902年發表《新史學》，提出重新撰寫中國曆史後，撰寫中國通史始終是20世紀中國史學家的追求目標之一。1904年，章太炎在《哀清史》一文末，附有《中國通史略例》，提出了撰寫中國通史的設想和框架。此後，夏曾佑寫出了《中國古代史》，陳黻宸寫出了《中國通史》，章嶔寫出了《中華通史》，王桐林、陳恭祿各寫出了同名的《中國史》，錢穆寫出了《國史大綱》，呂思勉寫出了《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周穀城寫出了《中國通史》，鄧之誠寫出了《中華二千年史》，等等。與這些著述在撰寫的時間上相交叉，範文瀾寫出了《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寫出了《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讚寫出了《中國史綱》第一、二卷等，都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