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史學，在國內、國際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經曆著巨大的變革和更新，造就出眾多著名史家，產生了許多史學名著，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寫下極其光輝的一頁。從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總相來看，一般地說，史學名著的產生是跟一定的史學思潮相聯係的。具體地說，凡一種有影響的史學思潮，大都會有反映這一史學思潮的代表作；反之，凡一種史學名著，總是集中地反映了某一史學思潮。在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思潮、學派很多，而影響較大的有“新史學”思潮、新曆史考證學思潮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
“新史學”思潮發端於20世紀初，延續至20世紀40年代。梁啟超於1902年發表《新史學》，是為這一思潮的濫觴，章太炎、夏曾佑、陳黻宸、朱希祖、何炳鬆等起而呼應。《新史學》在批判“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的基礎上，著力於“史學之界說”，提出“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嶄新命題。梁啟超以進化論為武器，倡言建立“新史學”，對推進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曆程，產生了重大作用。不久，夏曾佑寫出了《最新中國中學曆史教科書》（30年代改稱《中國古代史》），即“新史學”的最早的產品之一。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先後寫出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曆史研究法》等，是了解、研究學術史和史學理論不可不讀之書。
如果說“新史學”思潮主要是在新史觀即進化史觀的驅動下滋生起來的話，那麽新曆史考證學除了受進化史觀的驅動外，還直接受到地下出土文獻的推動以及西方自然科學方法的啟迪。王國維是新曆史考證學的開山，他在利用卜辭、金文、簡牘、寫本研究殷周曆史和漢唐曆史方麵，有重大的成就。他在1921年編纂刊行的論集《觀堂集林》，是20世紀中國古史研究進入新裏程的界碑。其中尤其是他關於殷周曆史的研究，有許多名篇，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殷周製度論》等，在曆史認識上和研究方法上都是開創性的大文章。1925年，他在《古史新證》講義的總論中從方法論上對“二重證據法”做了說明。《古史新證》刊出後，大為世人所重。陳寅恪總結王國維治學的思想和方法，指出：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少數民族之故書與中原王朝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2]這是極中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