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國史學發展的初步分析[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所經曆的20年，其基本特點和主要趨勢，可以從深刻的反思與奮發的進取這兩個方麵來概括。反思，有兩層含義，一是對“**”當中“儒法鬥爭史”之類“影射史學”的反思，一是對“十七年”史學的反思。這是不同性質的兩種反思：前者是肅清“**”對史學的歪曲、玷汙的惡劣影響，後者是總結“十七年”史學的經驗教訓。進取，也有兩層含義，一是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曆史研究中的一些被搞亂了的理論問題和具體問題；一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麵向世界，麵向21世紀，開拓曆史研究的新領域，創造曆史研究的新局麵，攀登曆史科學的新高峰。
一、深刻的反思
近20年來中國史學的曆程，是從思想上、理論上的深刻的反思開始起步的。在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啟示下，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從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這次反思經曆了六七個年頭。1986年，我在一次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一個論點：通觀中國史學發展史，曾經發生過五次反省。從史學史上認識這五次反省，對於認清史學發展的道路有重要的意義。這五次反省是：第一次出現在唐盛世，以劉知幾和他的《史通》為界標，其主要成就在於曆史編纂學方麵。第二次發生在清前期，以章學誠和他的《文史通義》為界標，其開端可上溯到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和他們的著作；這次反省的主要成就是從理論上對以往史學進行了總結、批判。第三次是在近代，以梁啟超和他的《新史學》為界標；這次反省，一方麵表現為中國曆史學者對傳統史學進行清算的意向，一方麵也初步介紹了西方近代史學理論，表明了中國史學家試圖建立近代史學理論體係的願望。第四次發生在“五四”以後，以李大釗和他的《史學要論》為界標；這次反省跟前三次相比有本質的不同，它的主要成就是開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道路。第五次反省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史學界提出一些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