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有悠久的曆史、豐富的遺產和優良的傳統。中國史學又有生生不息、不斷進取的活力。這是中國史學的兩個突出的特點，也是它的兩個突出的優點。
當中國曆史進入20世紀的時候，中國史學沒有故步自封，沒有落後於時代，而是與時俱進，進行從未有過的深刻的變革和勇敢的創新，百年之中，為中國史學寫下了艱辛而輝煌的一頁。回首百年，我們可以用變革和創新來概括中國史學在20世紀所走過的曆程；我們可以通過對於這百年之中湧現出來的一些史學名著的閱讀和評價，重新凸顯出史學家們為中國史學的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和留下的足跡。這曆程，這道路，這足跡，對於後人來說，是寶貴的財富，也是前進的動力。
20世紀中國史學的變革，主要表現為曆史觀的變革和史學方法的變革。19世紀末，西方進化論傳入中國，對中國社會思潮產生巨大的影響。1901年和1902年，梁啟超先後發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這是在進化論指導下的“史界革命”的兩篇宣言。以此為標誌，中國史學走上了前所未有的變革之路。梁啟超開其先聲，響應者紛紛而起，形成了一股強勁的“新史學”思潮，其影響所及直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正如顧頡剛在1945年講到“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時所說：“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2]在中國曆史上，並不是人們都認為“曆史是退步的”，這一點顧頡剛講得不全麵；但他認為西洋新史觀即進化論傳入中國後，“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應當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曆史觀的變革還有更重要的方麵，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入中國，引發了中國史學的革命性變革。李大釗、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侯外廬等馬克思主義史家為此做出了重大貢獻。從李大釗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到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從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到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以及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等，唯物史觀在理論上和曆史研究的運用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新中國成立以後，唯物史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成為指引中國史學發展的主流。李大釗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於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其一是說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其二是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3]這樣的曆史觀引入中國史學，必然促使中國史學發生革命性變革。翦伯讚稱讚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在中國開始以史的唯物論把曆史來作係統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由於他從唯物論的觀點出發，從物質基礎上去說明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乃至意識形態，所以他在中國曆史的研究上，是有其相當貢獻的一個人。”[4]翦伯讚所著《曆史哲學教程》，是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曆史哲學著作，對於係統地闡明唯物史觀，發揮了重大作用。20世紀60年代，他撰寫的《對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一文，也正是他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曆史做係統研究而概括出來的理論原則，至今不失為名作。對於唯物史觀的運用，是一個發揮創造性的學術研究過程。侯外廬在晚年為《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所作的“自序”中，講到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在半個世紀中對中國社會史、思想史進行研究所總結出來的治學路徑和恪守的九條原則，可以看作是發揮這種創造性的典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