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史學界比較通行的說法，從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史學經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從傳統模式向近代模式的演變。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生機和**的過程。其間，史學家們經過深沉的思考，譜寫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嶄新的一頁。
大致說來，在這100年左右的史學變革中，19世紀後半期的史學家們還保留著較多的傳統史學的氣質，而20世紀前半期的史學家們則具有比較鮮明的近代史學的氣質。20世紀初年的梁啟超、章太炎的史學活動及其史學思想，恰處於上述兩種史學氣質的“銜接點”上，從而在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近代的行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著重論述的，是關於章太炎史學思想的時代意義。
一、曆史環境與史學背景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其嚴重後果，以及接踵而來的類似事件的連連發生，《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皇朝不斷喪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古老的中國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清朝統治日趨腐敗，更加重了這種民族危機。19世紀後半期的中國在其曆史行程中麵臨著空前的難關。西方國家的進步和中國的滯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當時中國難以逾越的界限。在這種曆史形勢下，先進的中國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不能不進行深沉的思考，不能不努力尋求救亡圖強之路。當時的中國史學家們，確如龔自珍所說，多是懷著“以良史之憂憂天下”的神聖的責任感，在史學領域進行著艱苦的探索，尋求著新的認識和新的路徑。他們為此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是關於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和撰述。中英鴉片戰爭及其結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國曆史進程與中外關係之重大變化，像是一陣陣驚雷和一串串噩夢，使中國人為之震驚和不安。因此，史學家們極其自然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關於鴉片戰爭的前因後果、始末原委的研究。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枬的《夷氛聞記》以及夏燮的《中西紀事》，是這方麵有較大影響的幾部著作。魏著重在用曆史事實說明要想求得自強禦侮的途徑，其後論強調必須“購洋炮洋艘”，“練水戰火戰”，“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並應盡快做出抉擇。在魏源看來，作戰武器的先進、落後，是個關鍵。梁著重在從經濟上揭示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鴉片戰爭的深層原因，駁斥了中國主和派、投降派的種種謬論，歌頌了主戰派和人民群眾的抗英鬥爭。夏著記述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史實，以備“異日史家之采擇”，並指出“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商、猾吏交構其間，是則邊釁之相尋而無已也”，著眼於反映“中西爭競之關鍵”[2]。通觀他們的撰述和思想，中心是圍繞鴉片戰爭的史實，從不同的層麵進行了分析和評論。而分析和評論的重點，或在於此，或在於彼，或在於雙方接觸之間，對人們都有一定的啟示，從而有助於人們認識整個事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