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年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史學[1]
一、梁啟超的“新史學”理論的提出
19世紀90年代中葉至20世紀初年的十幾年中，也就是在清皇朝統治的最後十幾年中，中國曆史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國際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曆史發展的節奏加快了，曆史學的近代化曆程也加快了步伐。史學上有一件軼事，對於說明這兩個方麵的變化是有啟發的。這件軼事是：
當黃遵憲在駐英使館任職時，薛福成在駐法使館任職行將期滿歸國，這時黃遵憲把《日本國誌》寄到巴黎，請薛作序，並致意雲：“方今研史例而又諳於外國形勢者，無逾先生，願得一言以自壯。”薛乃為之序，時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3月。序文稱讚《日本國誌》是一部“奇作”，“數百年來鮮有為之者”。序文論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形勢和中日關係的現狀及前景時說：“百務並修，氣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遺餘力。”“富強之機，轉移頗捷，循是不輟，當有可與西國爭衡之勢。”序文預測中日關係，或為“仇讎”，或為“唇齒”，這取決於形勢的發展，並強調說：“然使稽其製而闕焉弗詳，覘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時務、閎覽劬學之士所深恥也！”這是強調了解中國近鄰日本曆史與現狀的重要。序文最後說：“速竣剞劂，以饗同誌，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編，驗日本之興衰，以卜公度之言之當否可也。”[2]作為史家和外事活動家，這些話是意味深長的。果然，薛序墨跡未幹，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次年，《馬關條約》簽訂，輿論嘩然，國人震驚。隨著洋務破產，西學沛然而興，改良呼聲日高。然而，“百日維新”失敗，東西列強串通，改良自強之夢終於破滅，於是乃有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興起。這一段曆史風雲反映在史學發展上，是資產階級史學家之史學理論和曆史思想的提出，梁啟超和章太炎是這方麵的代表人物。在中國近代史學萌生過程中，他們比魏源、王韜、黃遵憲更向前邁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