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爾班把曆史科學界定為事件科學，這種科學以描述特征為己任，而製定法則的任務是由規律科學即自然科學來完成的。這樣一來，探求普遍性的規律則被排除在曆史學的任務之外。在文德爾班的分析中，他強調曆史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與不可重複性，斷然否定普遍規律性的存在。他以有機自然界的科學為例，作為分類學，它是帶著製定法則的性質的，因為它可以把那些在人類一直觀察到現在的數千年始終如一的生物類型看成它們的合法形式。但是，作為發展史，它是把地球上各種有機體的整個係列表述成一個在時間曆程中逐漸形成的淵源流變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不但無法保證在任何別的星球上重演，連這樣的或然性都是根本談不上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把曆史學稱為一門描述特征的曆史學科。這段話的意思無非是想說明，在曆史的領域裏沒有所謂普遍性、必然性和規律性的東西存在。
然而，如果曆史學領域中沒有普遍性，那麽怎樣解釋古往今來的許多曆史學家努力探求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願望和實踐呢？這正是文德爾班極力批判的焦點。他以極其輕蔑的口吻說道：“執著於與類相合的東西，乃是希臘思想的一種偏向。”[15]他分析指出，雖然任何個別的認識都要適應一個大整體，這是它的主要目的，但是我們決不能把這個目的了解為僅僅是一種歸納式的係屬，即把特殊的東西係屬於類概念之下，或者係屬於全稱判斷之下。在他看來，隻要個別的特征參加到一個生動的完整觀念中去，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那也同樣是達到了目的。他進而分析了他所謂的這種“偏向”的來源與發展，這種肇端於愛利亞學派的思想偏向，在柏拉圖那裏得到理論上的發展並形成了留傳後世的基本形態，柏拉圖主義專門在共相中尋求真實的知識。近代以來，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也以宣傳這種偏見為己任，認為曆史沒有嚴格科學的價值，因為它永遠隻抓住特殊的東西，從來不理會普遍的東西。為了把曆史學提升到科學，某些社會曆史學家也轉向了對普遍性的探索。有人說人類的理智越是努力追求概念和規律，也就越要把個別的東西本身拋掉、忘掉、放棄掉。現代實證主義哲學“從曆史中建立一門自然科學”的企圖，其依據即在於此。文德爾班認為，這些曆史學家在對人民生活的規律進行了歸納之後，最後得到的無非是幾條不痛不癢的普遍規則，他們僅僅以仔細分析為名，來掩飾其車載鬥量的例外。而這是與曆史學的根本任務相悖的，曆史學追求的恰恰與此相反，人類的一切興趣和判斷，一切評價，全都與個別的、一次性的東西相聯係。人類全部的活生生的價值判斷，關鍵就在於對象的單一性。在這裏，文德爾班犯了一個錯誤，承認曆史領域裏存在一般的、普遍的、規律性的東西，並不意味著同樣的曆史事實會毫不走樣地重來一次。也就是說，文德爾班把承認曆史規律等同於曆史循環論，並言辭激烈地進行了批判：“我始終感到非常遺憾，像希臘人這樣一個妙趣橫生、感情細膩的民族，居然容得住一種說法貫穿在他們的全部哲學中，認為在萬物的周期性的循環中，人物也會重新出現，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全部絲毫不爽。——認為同樣的我曾經一度像現在一模一樣地生活過，痛苦過，奮鬥過，競爭過，喜愛過，憎恨過，思想過，意欲過，而當宇宙的大年周而複始、時會重逢之際，我還必須照本宣科，在同樣的舞台上重演同樣的角色，這是多麽可怕的思想！”文德爾班就此斷言：“曆史學擁有一項不可轉讓的形而上學權利，它的第一個偉大而且堅強的感覺，就是要為人類的記憶保存下這個一去不複返現實中成為過去的東西。”[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