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察人類社會時，哲學與曆史學所使用的方法是大相徑庭的：一個要研究普遍規律，一個隻關心個別事實。哲學往往把情境細節、個性和特殊性擱置起來，忘記了人們特定的時空聯係，把紛紜複雜和變化多端的人類曆史硬塞進預先製定的圖式之中。根據曆史學的觀點，一切事物都要根據時間、地點、背景和環境的相對關係來進行敘述、判斷和評價。曆史學對特殊性和個性的關注，往往鼓勵了片麵化的觀點，並因對時空情境的注意而打開了相對主義的大門。因此，巴勒克拉夫指出：“崇拜特殊性而造成了曆史學的單一性，崇尚‘為研究過去’而研究過去，割斷了曆史學與生活的聯係，否認從過去的經驗中進行概括的可能性並且強調事件的獨特性，不僅割斷了曆史學與科學的聯係，也割斷了曆史學與哲學的聯係。”以致他引用別人的話說，“我們越是探求特殊性當中有無窮無盡的意義，特殊性當中的一切就越是顯得毫無意義”[18]。
可是，經過一個世紀的互動、論爭和磨礪，至少一部分哲學和一部分曆史學的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都發生了許多變化。一方麵，曆史主義方法在哲學之中的傳播，動搖了形而上學的僵硬外殼，使那些往往作繭自縛的哲學家意識到真理的生成性和流動性。學術界對哲學家的要求似乎大大降低了，哲學家不再是永恒正義和普遍真理的守衛者，反而成為命題和話語的分析者，成為曆史主義和情境主義的奴隸，甚或像尼采所預言的那樣成為個人桀驁不馴的欲望、偏見和意誌的化身。尼采早就說過，哲學是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世界的“專製的欲望本身”，是“最具精神的權力意誌”。[19]由於我們無法獲得超驗的真理，所以“與其談論哲學理論的真實性”，不如“考慮這些理論的繁殖力、解釋能力和開放程度”，[20]另一方麵，人們“對曆史學家要求得更高了，要求他們不僅僅是記敘曆史，而且要善於上升到理論”[21]。年鑒學派的興起，就是曆史學對這種要求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