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過去曆史學家都對哲學觀念抱懷疑態度的話，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包括曆史學在內的西方學術風向則發生了新的變化。曆史學和其他學術領域加快了對哲學觀念與方法的接受與運用的速度。在哲學領域20世紀初就肇始的語言學轉向，開始向曆史學界滲透。比如，特裏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又重新思考曆史與文學的密切聯係。在他看來，曆史學的科學性或許隻體現在弱意義上，而並非體現在強意義上。“曆史隻是部分地與‘事實’有關”，而且它也“並不是一種科學的演繹，而是一種對於最可能的概括的想象的猜測。”[7]因此，曆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1979年，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過去與現在》雜誌上發表《新敘述主義的複興》一文，反思傳統敘述史在當前史學實踐中的新價值。在他看來，本來“曆史學被視為修辭學的一個分支”，可是，由於曆史學家受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影響，忘掉了曆史學自身的特點，以致隻對社會而不是個人感興趣，忘記了“曆史學家總是在講故事”[8]這個事實。由於敘述主義的複興，許多人對史學性質的定位，越來越遠離了“科學”。曆史學的形式不僅與科學的分析在性質上大相異趣，而且也越來越與社會科學相抵牾。
法國哲學家們先破除了曆史學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特權幻相，隨後又把它變成語言學甚至文學修辭的一種特殊形式。結構主義的創始人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明確懷疑曆史學的特權地位。他告訴人們：“曆史由於缺少本身的指示對象（references）而轉向的這個其他事物表明，不管曆史知識有什麽價值……它都不應以為自己是最具特權地位的知識，從而使自己與其他各種知識對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