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曆史事實不存在於當前時空之中，那麽傳統的曆史本體論或思辨的曆史哲學就受到質疑。既然曆史通過人們的理解與敘述而存在，那麽曆史就是人們的認識問題。但是，怎樣理解曆史認識和曆史理解，人們也並沒有相同的意見。經過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m Dilthey）對“理解”（verstehen）概念的洗禮，一部分西方學者對曆史的理解從客觀主義轉向了主觀主義。先是克羅齊提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當代”與“現在”成了最重要的時間構架，漫長的過去都壓縮在當下這個點上；後有柯林伍德認為“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曆史不再是對事實的考察，而是人們頭腦中的思維過程。這樣一來，曆史就成了當前人們對過去的認識與理解。曆史學家的任務不再是盡可能客觀地認識過去，而在於不斷地闡釋和重塑人類的文化遺產。這一部分學者，用法國哲學家利科（Paul Ricoeur）的話來說，大致可以看作是屬於“批判的曆史哲學家”。[6]經過李凱爾特（Heinrich Richert）、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齊美爾（G.Simmel）、胡塞爾（Edmund Husserl）、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推動，批判的曆史哲學在德國得到了持續不斷的發展。在法國，批判曆史哲學的代表人物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薩特（Jean-Paul Satre）、馬魯（Henri-Irenee Marrou）、韋納（Paul Veyne）和利科等人。批判的曆史哲學的研究目標在於，確定曆史學的學科性質、界限和特有價值。
另一部分學者是受美國科學哲學家亨普爾（Carl Gustav Hempe）的影響才討論曆史理論問題的。1942年，亨普爾在《哲學雜誌》（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發表的《普遍規律在曆史學中的作用》一文，引起了哲學界的熱烈討論。參加這一討論的主要有伯林（Sir Isaiah Berlin）、沃爾什（W.H.Walsh）、德雷（William Dray）、曼德爾鮑姆（Maurice）、加德納（Patrick Gardiner）、納格爾（E.Nagel）和多納根（Alan Donagan）等人。這些人或以自然科學為榜樣，或以社會科學為依據，試圖通過對史學理論的梳理與規範，把曆史學提升到科學的層次。這部分人屬於利科所說的“分析的曆史哲學家”，他們都不滿足於傳統的印象式講故事的曆史。他們之間的爭論主要在於，曆史學在本質上與自然科學有沒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