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教授勞倫斯·斯通在《過去與現在》雜誌第85卷上發表《敘述的複興：關於新的傳統曆史學的反思》一文。敘述性曆史是傳統曆史學的基本特征，它出現了某些複興的跡象。曆史學家總是在講故事，因此曆史學曾經被認為是修辭學的分支。但是，大約從1930年開始直到斯通寫他的論文時的50年間，因為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的影響，曆史學的這種講故事功能名聲掃地。美國的新史學和法國的年鑒學派的工作，都造成了講故事功能的衰退，它越來越被視為“隻敘述事件的曆史”[47]，缺乏科學性和學術品味。敘述被當成把資料組織成編年序列的工具，並把次要的情節集中到一個單一而連貫的故事上，但這種敘述必然忘記探索曆史的真正過程和原因。與新史學或年鑒學派不同，斯通不把敘述當成單純的文物報告，而是認為“敘述是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原則指導的，它擁有主題和論證。沒有任何曆史學家……完全避免分析”[48]。“放棄推測，人們就不能講故事。”[49]斯通認為，科學的量化認識取得了很大成果，史學家不能再簡單地滿足於“或多或少”和“成長與衰退”這樣的模糊字樣了，這樣的判斷必須有量上的分析為根據。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始，敘述史經曆著某種複興的過程。
弗蘭克·科爾摩德（Frank Kermode）讀過加利和丹托的論著，他注意到他們說過很多有關故事的解釋和領會能力都可應用到小說上，而且不亞於曆史論述的應用。真正讓科爾摩德感興趣的是，關於解釋必須體現史學家所接受的與已知範型相一致某種似乎有理的世界觀的主張。對科爾摩德來說，“範型”（types）不是神話的原型，而是“還原到某種靈活的前存在單位的經驗，毋寧是把詞還原到其單位的字母，或計算機把信息還原到二進製字節或類似的東西”。他得出結論說：對曆史學家而言，“神話和宗教儀式不再與內容相關；但是，融貫的極端要求，解釋的需要，仍舊伴隨著他，而且他不能避免他的範型”[50]。顯而易見，科爾摩德在利用結構主義的某些方法分析曆史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