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曆史敘述和修辭的傳統看法提出真正嚴重挑戰的，首先是羅蘭·巴爾特在1966年至1968年發表的三篇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曆史話語》（Le discours de l' histoire）[41]；另外兩篇分別是：《敘述的結構分析導論》（Introduction a l' 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ecits）[42]，《論實在的效果》（L' Effect du reel）[43]。巴爾特把“話語”定義為“超越句子層次的詞語係統”，他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一個哲學家和史學家從未遇到的問題：話語的結構分析應當保留虛構敘述與曆史敘述之間的差別嗎？換言之，曆史在某些重要的可辨別方式上與虛構的敘述確實有區別嗎？巴爾特對曆史寫作進行了形式分析，並通過考慮經典史學家在其話語中能夠使自己權威化的那些條件，巴爾特開始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這意味著對羅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所謂的“轉換器”（shifters）的研究：這些手段“保證了從言語到言語行為的轉變（反過來也是這樣）”。這個公式無疑是相對難理解的或不透明的；但是，巴爾特通過羅列各種層次的轉換繼續闡述這個問題。首先，經典史學家，如希羅多德和米什萊（Jules Michelet），聆聽並把他們聽到的東西整合進他們自己的話語。其次是有機組織層次的轉換。譬如，史學家常常說，他暫時先離開這個論題，先插入一個其他問題，以及到後麵再回到這個問題上，等等；這顯然是出於曆史話語的文本需要。第三種轉換是在起始陳述或前言中提供的。例如，隻有等其他文本完成之後，米什萊才寫法國史。通過這些轉換，巴爾特聲稱，曆史編年的時間被解構了。譬如，馬基雅維裏能夠用一章的篇幅寫20年的曆史，而在另一章中寫幾個世紀。直線展開的時間被扭曲了。
巴爾特指出曆史學家有隱瞞曆史與他們自己主觀性相關聯的傾向，從而創造出客觀性的“關聯幻相”，於是曆史論證出現了極端相對主義的轉向。進而，史學家把自己限製於什麽發生過上，不談什麽未發生，什麽是不確定的。這樣，所謂客觀的曆史話語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話語，因為存在著“言語行為的極端審查製度”，以致話語大量回流到言語而無人對言語負責任的地步。顯而易見，巴爾特的策略是把主觀性看作是曆史話語的客觀存在，由於史學家隱瞞這種主觀性的客觀存在，因而使自己陷入了雙重的主觀性，從而導致極端相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