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敘述（metanarrative）是支配曆史寫作的綱要，是曆史解釋的最後根據。國家統一和民族史詩的神話，西方現代化和曆史進步，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元敘述。後現代主義在抨擊元敘述的同時，也抨擊元敘述形式本身，指責元敘述形式帶有或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實際上，正是對科學解釋的羨慕，曆史敘述式微了，尤其是法國年鑒學派幾年來致曆史敘述以死地，但曆史學仍舊保持有敘述性質。每部曆史著作都有開端、過程和結尾的情節結構。科學曆史理論貶低敘述形式，是因為這種理論認為敘述是曆史寫作的幼稚形式，並因此使曆史與小說難分疆界。後現代主義批評元敘述，是揭露敘述的真實本性。分析的曆史哲學批評敘述，目的是為了讓曆史超出敘述的層次；後現代主義批評敘述，目的是說明曆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表現形式的元敘述而已，元敘述是狡猾的宣傳手段。然而，後現代主義本身也是一種元敘述，是認識到曆史的意識形態性質而又無能為力的一種破壞性元敘述。後現代元敘述將知識的主體和客體解構，從而否定了虛構和真實之間的差別。可是，破壞而不重新建設，解構而不重構，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宣布一切元敘述的徹底終結，實際上是“一種特別霸道的曆史敘述”。[12]按照後現代主義者的理解，既然曆史不過是包藏著元敘述的意識形態，那麽，如果後現代主義真的終結了元敘述，它也就終結了曆史。因此，後現代曆史學就是不成立的。實際上，元敘述仍舊是曆史學的重要認同或整合力量，即使元敘述在本性上是可疑的，但人們仍可以不斷尋找更好的敘述形式。元敘述本身就具有曆史性，新的經驗總需要新的理由和根據。
格雷戈爾·麥克倫南（Gregor McLennan）曾論證說，大多數學院派史學家仍舊把實在論和經驗論混合在一起，作為他們學科的基礎。結果，在日常實在論中存在著“從相信過去的實在性到史學家實踐的經驗主義概念的”一種特征上的合成或滑動。[13]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認為，在“專業的曆史學冒險的真正核心是‘客觀性’的觀念和理想”。客觀性的主要成分大體上有以下一些內容：客觀主義“賴以確立對過去的實在性，對與那種實在相符合的真理的承諾的假設；事實與價值之間，首先，曆史與虛構之間的……嚴格區分。曆史事實被看作優先並獨立於解釋……真理是一，而不是根據觀點而多樣化的。曆史中存在的無論什麽模式都是‘發現的’，而不是‘製造的’……客觀曆史學家的角色是中立或無利害關係的法官；絕不能墮落成辯護人，或更糟，成為宣傳者。人們期待曆史學家的結論顯示平衡和不偏不倚的標準評判性質……使曆史專業免受社會壓力或政治影響，以及個體曆史學家避免偏袒黨派及偏見……史學家首先要忠誠於‘客觀的曆史真理’，忠誠於共同承諾……推進那個目標的……專業同事”[14]。在實踐上，自由主義多元論將其寬容限製在各種描述“學術”價值的小寫曆史上。如果自由主義多元論承認所有關於過去的表達都是允許的，那麽顯然，其他類型的曆史，如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和種族主義所推出的大寫曆史，就不是“非曆史”，而隻是“差異”。然而，在現實中，要明確分辨大寫與小寫曆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