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詹金斯的看法，後現代曆史理論的矛頭既指向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為主的大寫的曆史（History as upper case），也消解著以具體曆史事件描述為主的學院派小寫的曆史（history as lower case），但卻以解構大寫的曆史為主要任務。有時學院派認為大寫曆史的崩潰並不影響小寫曆史，但實際上前者的瓦解必然觸及後者，因為小寫的曆史往往以大寫的曆史為前提，盡管史學家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這點。與此同時，既然後現代意識摧毀了任何神聖的東西，那麽包括客觀性在內的所有曆史學的實踐原則的前提，也會不可避免地遭到毀滅性打擊。由此，詹金斯提出了某種“曆史終結”的論證，“並非（必然）是曆史本身的終結，而是關於我們西方曆史的那些大寫和小寫情形的變種表達的終結。簡言之，那種現代性使過去範疇化的特殊方式終結了，隻有借助這種方式大寫和小寫的曆史形式才能成立”[8]。
如果按後現代主義者的理解，後現代的曆史是“未來的曆史”，那麽曆史就“還從未存在過”。不過，他們又說，後現代曆史已經存在於海登·懷特、讓·波德裏亞（Jean Baudrillard）、澤漫-戴維斯（Natalie Zeman-Davis）、西蒙·沙馬（Simon Schama）、斯蒂芬·巴恩（Stephen Bann）等人的著作中；而在漢斯·凱爾納、安克施密特、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琳達·哈奇森（Linda Hutcheson）和貝克霍弗（Robert Berkhofer）那兒，至少根據某些“趨勢觀察”已經有了後現代類型曆史的暗示。[9]
目前，所有曆史學家可以被分為後現代派和傳統派兩種。然而，正像學術界有不同類型的“語言學轉向”一樣，也有多種多樣的後現代曆史理論。根據全部史學家對後現代主義的態度，基思·詹金斯把他們大致分為五類。[10]其中兩類屬於激進的，兩類應當說是傳統的，還有一類在動搖（他們從後現代曆史理論中既看到優點也看到缺陷）或準備結合對後現代的積極理解和消極理解以有利於自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