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曆史哲學方麵，後現代主義曆史理論的醞釀與發展是與結構主義方法論的運用密切相關的。結構主義方法試圖把社會分析的微觀層麵和宏觀層麵結合在一起，使雙方相互平衡，它論述人類個體、動機和行為怎樣與文化、結構和社會變革相互作用。為了這樣做，本質上應有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但是，結構存在於個體行為之前並是後者的條件。行為的一般性，對結構的產生、再生產和逐漸變化來說，也是必須的；這必然導致新結構的產生。因此，新英格蘭大學的經濟史高級講師克裏斯托弗·勞埃德（Christopher Lloyd）指出，“曆史和變遷的維度對結構主義方法來說是本質的”[1]。由此可見，結構主義自身就包含著解構的方麵，絕對主義有走向相對主義的內在必然性。
然而，在後結構主義盛行之前，曆史學家很少對結構主義感興趣。20世紀70年代後，曆史哲學發生了轉向，曆史哲學的中心概念不再是因果和解釋。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充足理由”往往不過是特定曆史時期和特定社會群體所支持的關於事物發展過程的信念而已。尋求解釋的唯一合理性標準的企圖，在理論上是無法成立的，因為它堵塞了進一步探索的可能性；這種企圖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因為這是一條通往壓製與奴役的道路。由此，人們不僅懷疑黑格爾所代表的元敘述，而且開始懷疑嚴格的合乎理性的曆史命題分析是否合理，這就出現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亞瑟·丹托所說的“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衰退與沒落”的狀況。[2]
當代後現代主義的宗師大都是法國思想家，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裏達（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巴爾特（Roland Barthes）和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但他們的譜係卻多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爾那兒。例如，福柯圍繞著瘋狂、監禁、性欲和醫療寫出一係列準曆史著作，目的就是要說明現代人的自我主體是各種體製的紀律和話語製造出來的，真理隻是權力意誌的話語。德裏達則認為，柏拉圖以降的西方思想家，都落入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二分法陷阱之中不能自拔，無法跳出善與惡、真與假、存在與虛無、言談與寫作的對峙模式，以至人們在進行無休止的符號遊戲時卻聲稱在尋求真實的東西。他們的後現代主義哲學實踐，影響到曆史哲學的發展進程，其中許多人本身就闡述自己後現代的曆史哲學觀。稍後，後現代主義又傳染了美國學術界，以羅蒂為代表的學者加入了這個陣營。不過，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英國才有少數激進分子開始欣賞後現代主義浪潮所噴湧的浪花。後現代主義者都懷疑西方的啟蒙傳統，他們接受了尼采關於知識是掩飾權力意誌的一種發明的教導。他們的口號是打碎統一性，割斷連續性，攪亂固定性，嘲笑客觀性，解構一切真理幻想的基礎。曆史不是按直線形式展開，它要經曆無常的斷裂、多樣性、差異性，在混亂的進程中人們並不能發現其中的真理和意義，因為曆史本身並不蘊含真理與意義。曆史記錄本來就是人們按自己的意願選擇經驗，按照這種資料形成的曆史敘述就離客觀真實性更遠了。真實性永遠被語言掩蓋或扭曲了。文化就像一個文本，我們沒有直達文本之外客觀世界的道路，文本自身也是不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