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覆蓋律曆史解釋模型的討論，到有關曆史敘事與曆史解釋之間關係的爭執，人們的注意力從抽象的曆史認識論領域被吸引到具體曆史文本的實證分析上。雖然前一階段的討論在敘事是否是曆史敘述的必要條件這個問題上沒有達成一致，但大多數曆史哲學家已經承認曆史敘事具有解釋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更加深入的研究已經有了穩定的基礎，其主流才可能指向分析生成曆史敘事文本及其曆史解釋的各種要素。
20世紀60年代初，當曆史敘事研究進行得熱火朝天時，一些富有前瞻性的曆史哲學家已經著手對曆史文本進行語言分析。
曆史文本中，最小的語言單位便是詞或術語。對它們進行分析是分析哲學家的拿手好戲，而且，一旦這種分析不再局限於語義學，而是在語用學的背景之下進行，過去曆史哲學家很少覺察的東西便逐步顯露出來。
波科克（J.G.A.Pocock）在評論赫克斯特（J.H.Hexter）的著作《曆史中的重評》[32]時，明確提出了一些敘述研究應關注的問題。例如，曆史學家運用的那些術語，“曆史學家在哪裏找到其概念詞匯的術語；這些術語平常怎樣用，曆史學家又是如何用；它們帶著什麽樣的邏輯的、社會學的或其他別的蘊含；其意義如何在曆史學家用了以後就變了，或變成了曆史學家所用的意思；曆史學家之陳述構成的曆史怎樣受到其運用語言時語言狀態的影響。這種考察模式與其說與邏輯或可證實性直接相關，不如說與作為社會工具的語言和作為社會行為的思想直接相關”[33]。波科克注意到了術語用法的多樣性，其意義與曆史學家的實際運用有關，也與當時社會的語言狀態有關，等等。他認為，史學批評的源起就在於曆史學家的語言“含義豐富並有著多重意義，蘊含著不同的假設。它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檢驗，具有不同的精確性。這樣，作為一種必要的處罰，術語的多重意義與它們蘊含的假設就有相互混淆的危險。於是，這就為致力於消解意義混亂狀態的史學批評模式留下了施展拳腳的空間”[34]。波科克認為，術語的多義性正是赫克斯特所謂的“重評”具有意義的理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