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胡塞爾與海德格爾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了西方文明的危機問題，胡塞爾認為西方的危機是人性的危機，是科學的危機，現象學是克服這一危機的唯一出路；海德格爾認為西方的危機是科學技術所引發的危機，產生這一危機的根源是對存在的遺忘。要克服這種危機，就要回到存在中，並從西方文明的源頭處為其尋找新的發展可能性。
胡塞爾認為，歐洲人性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危機。在20世紀，科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能源技術、交通工具、通信、理論物理、醫學等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科學與技術呈現出一派生機，怎麽能說科學出現了危機呢？
對此，胡塞爾認為，“所有這些學說的科學的嚴格性，它們的理論成就的明顯性，它們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55]但是，也應看到，以實證主義為特征的自然科學是一種殘缺不全的科學，它不研究人的意義和價值，它失去了其存在於生活世界中的根基。
胡塞爾始終堅持意向性原則，即對象是與人相關的意義，意義是人賦予的，因此真正的科學研究應該在現象學基礎上進行。自然科學與其說發現了自然的規律，不如說發現的是人賦予意義的規律，自然科學應該首先成為一門人的科學。而且，科學研究的基礎在於生活世界，科學的理論的探索是歐洲人在生活世界中發展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它具有非實踐性、理想性的特點，歐洲人認同並追求這種生活。但應看到，所謂自然科學隻研究“客觀”對象，而不研究人的意義與價值領域，這不能不說是對根基的遮蔽。如果我們看到自然科學隻是人的理性（理念化能力）的一種表現方式，那麽我們沒有理由不把人的意義與價值也理念化（科學化），而後者則更為基本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