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素實在論者對曆史認識的複雜性簡單化了，他們往往把曆史事實看作就像史學著述所表述的那樣存在。然而，“曆史學的批判功能呼喚一種元批判（meta-critique），以便提醒人們：曆史學把原始資料轉變成了另一種帶有社會屬性的文化產品；曆史學是一種把現有符號轉變成作用不同的另一些符號的方法”[27]。由於符號轉換的問題，分析的和批判的曆史哲學及史學理論必然要認可曆史認識的相對主義成分，但通過某種認識形式或圖式，曆史學家仍然可以科學地把握曆史進程的形態或實質。然而，伴隨著語言哲學日益主觀化和相對化，語言與其表述對象之間的關係也日趨脆弱，描述實在和表達真理的語言成了一係列遊戲的蹤跡。在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中，實在的曆史與客觀的事實都煙消雲散了，剩下的隻是作為話語記號的文字。在這裏，正如邁克爾·麥傑（Michael Cslvin McGee）所說的，“實質被表象掩蓋，真理被話語掩蓋。”[28]曆史真相因其超驗性而被擱置，我們所擁有的隻是關於真相的話語或文本。
在曆史上，不斷有人對曆史語言的特權持懷疑態度。但是，懷疑的能量需要積累，最初的質疑是部分的或遲疑的，可是到20世紀60年代末積累變成了爆發。巴爾特開始直截了當地向傳統曆史觀提出問題：話語的結構分析是否應當保留虛構敘述與曆史敘述之間的差異？如果想保留，是否存在可以劃清二者之間界限的標準？換言之，在某些重要的可辨別的方式上，曆史語言與小說和神話的語言是否確實有差別？巴爾特認為，話語是超越句子層次的詞語係統，即比語句更大的語言單位。他通過羅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用來分析語言的所謂“轉換語”（shifters）概念，對曆史著作這種話語形態進行形式分析。巴爾特羅列了各種層次的轉換：首先，經典曆史學家，如希羅多德（Herodotus）和米什萊（Jules Michelet），運用聆聽，然後把聽到的東西整合到他們的話語中。在此整合就是轉換，轉換語有“據我所聞”或“據實而言”，等等。其次，是有機結構層次的轉換。譬如，史學家常說，他暫時離開這個論題，先插入一個別的問題，然後再回到原來的論題上，等等。這顯然是出於曆史話語的文本需要。最後，轉換是在其始陳述或前言中提供的。例如，隻有等其他文本完成之後，米什萊才寫法國史。通過這些轉換，巴爾特聲稱，曆史編年的時間被解構了，直線展開的時間被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