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結構主義自身的內在矛盾，其陣營很快瓦解。福柯、德裏達、巴爾特、利奧塔和克裏絲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衝破了“結構”的限製，形成了後結構主義的態勢。“與結構主義者把語言遊戲局限在封閉的對立結構中的做法不同，後結構主義把能指放在比所指更重要的位置上，以此來表明語言的動態生產性和意義的不穩定性，表明他們同意義的再現圖式的決裂。”這樣一來，被結構主義的抽象性所壓製的日常生活的流變性和社會生活的曆史性，就被解放了出來。顯然，後結構主義者把結構重新置於時間維度之中，扭轉了結構主義的反曆史傾向。後結構主義者都成了曆史哲學家，因為“他們讚成一種徹底曆史主義觀點，認為意識、認同、意義等都是曆史地形成的，因而都隨著曆史階段的變化而變化”[20]。
西方學術界也開始思考，結構研究和傳統曆史研究之間比較嚴格的界限，是否是合理的。譬如，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盡管同結構主義者一樣致力於建立關於社會生活的“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學說，但他也竭力嚐試消除“社會科學和曆史學之間傳統形成的壁壘森嚴的界限”“社會科學關注的就是無論任何時間地點都普遍有效的概括，而曆史學分析的則是位於具體時空情境中的事件的展開過程。”在吉登斯看來，“這種傳統觀念實際上毫無價值”[21]。因為對所有關於人類社會和人類活動的分析，“都需要通過複雜微妙的方式，將時間因素和空間因素協調在一起”[22]。曆史學家專門研究一些特定時期的特定種類的文本材料、語言和遺跡，但這種研究從來都無法脫離社會理論中的各種概念。社會科學家關注如何運用最抽象的理論來規定社會生活問題，但他們也不能擺脫解釋特定曆史時期出現的文本，必須對許多文化現象做一些解釋學的工作。因此，社會學家不應錯誤地壓製時間在社會理論中的應用，而應從曆史學家那裏學習曆時性維度的運用。曆史是事件和結構之間（通過人們能動的實踐活動）不斷相互作用，在時空之中不斷相互生成和結構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