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哲學家中，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地位非常特殊。這裏說的“特殊”，不僅是指他的理論的獨特性，而且在於他在法國的聲望以及他對後人的影響。20世紀前二十年，柏格森的理論在法國極為盛行，他的著作一出版，就會被一搶而空，甚至他在法蘭西學院的講課，也成了法國上流社會的一件大事。但是，正如威爾·杜蘭特所預言的：“柏格森很可能會分享斯賓塞的命運，那就是：活著參加自己聲望的葬禮。”[1]果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柏格森的理論已經少人問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幾近銷聲匿跡了。事實上，如果說存在“柏格森主義”，那麽，“柏格森主義”隻有在柏格森時代才得以成立，在柏格森以後的時代，“柏格森主義”就以殘片的形式融入了其他哲學之中。
柏格森沒有其理論的直接繼承者，但這並不說明柏格森哲學理論的“消亡”，事實上，現代西方人文科學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柏格森的影響。柏格森一反近代哲學本質主義和機械論的思維傳統，轉而確立了一種新的觀念——“生成”的觀念，而這種觀念，正是現代哲學所要堅持的思維方式。作為一名思想家，柏格森的影響是多層麵的，他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現代文藝理論，意識流文學、荒誕派戲劇、超現實主義等文藝流派都直接從柏格森那裏汲取了營養。由於他促進了西方文藝理論從近代向現代的轉型，因而成為西方現代文藝的先驅者。作為一名哲學家，柏格森的思想對現代西方哲學的影響極為深遠，現代西方哲學的各個流派，無論是存在主義、現象學和實用主義，還是後現代主義，或是語言哲學和解釋學中，都可以看到柏格森思想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