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變得越來越活潑，話也越來越多。打門球下象棋推牌九，無所不好。全家聚在一塊兒，常見我爹彈著瞎老廣留下的那把大三弦，唱弦子曲。什麽《紅娘下書》、《燕青賣線）、《劈山救母》、《楊八姐遊春》、《馬寡婦開店》。可我娘的話卻越來越少，身體也越來越差，在北京地鐵得的那場病開始作孽了。她往往一躺就是幾個鍾頭不動地方，像是個泥塑。我看她，問她怎麽不愛說話了。我娘打了個哈欠，說“我說夠了，沒什麽可說的了。什麽也說不出來了，該讓你爹說了。”
我回到家，很久沒能入睡，從媽媽的話裏多少悟出了一點兒道理。
有一次，我娘把二哥閨女梅梅的紅發卡別在我頭上。左看看我，右瞅瞅我，緩緩地說：“老四，你不如小時候，對娘不親啦。”
這時候，報社開始在社會上招考，我決心改變自己，離開我爹的單位，開辟新的空間。我報考的專業是攝影，喜歡攝影的原因也很簡單，小草當初帶我進的攝影門，再有就是看到了科內爾?卡帕拍攝的一張著名作品任聊的電視節目》，畫麵上拍攝著兩個人躺在**百無聊賴地看電視。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就是這張攝影作品的寫照，天天無目的地生活，高興時不知道為什麽，痛苦時也不知道為什麽。我陡然間迷戀上了攝影一種記事性的攝影，那種在生活層麵上的攝影。這樣，隻有去報社最合適。
晚上，我等著我爹，那天我破例穿了一件攝影人愛穿的多口袋馬甲。我爹找老戰友下象棋很晚才回來，他看了看我，問道：“你想說什麽？”
我把科內爾?卡帕拍攝的那張作品遞給他，說：“你看看是什麽意思。”我爹看了看，說：“沒什麽意思。”我強調：“這是作者在呼籲，先進的科學技術使我們的生活失去了什麽。”我爹突然惱怒了，臉色鐵青，說：“失去了什麽，我們現在離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差距，要迎頭趕上。”我發現和他有距離，我說：“我們是不是還應該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樂趣，有自己的思維方式。”我爹疲憊地坐下，對我說：“你說的我不懂，給我泡茶，要喝龍井。”我說：“我要去報社當攝影記者。”我爹“曬”地站了起來，說：“你怎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我笑了，說：“對，就是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我爹惱怒地說：“不行！這樣不就亂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