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德與政治是一對孿生姊妹，又是一對天生的仇家，沒有仁德的政治是沒有合法性的政治，而沒有政治保障的仁德往往又非常脆弱；政治往往摧殘仁德，而仁德卻又成為政治的基礎。中國人曆來重視文治與武功，並且將文治放在武功的前麵，意思是文治在先，武功在後。那麽，什麽是文治呢？一般來說，文治就是以仁政治國。惟有施“仁”政，才能深受民眾歡迎，才能令天下長治久安。在總結前朝失敗的基礎上，劉秀確立了一套新的治國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國。
早在征戰的時候，劉秀就認識到儒學的重要。所謂“未及下車，先訪儒雅。”他想方設法把一些著名儒學人物拉到自己的身邊，或任以官職，或冠以銜號。這樣他身邊很快就集中了如範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等一大批當時的著名學者。劉秀對他們以禮相待，或聽取他們的策謀，或利用他們的名望和學識從心理上威服僚屬，抑製他們居功自傲、似乎無所不能的情緒。
劉秀自己就是一個愛好儒學的人。當朝廷議事結束以後，經常與文武大臣一起講論儒學經典裏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覺。太子劉莊勸他重視健康，保養精神，他說：“我喜歡這樣，不覺得疲勞。”劉秀有時親自主持和裁決當時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爭論。自從平息隗囂、公孫述以後，除非緊急時刻，劉秀從不講軍旅問題。皇太子曾向他問起有關攻戰的事，他說：“這個問題不是你所涉及的。”有一次，有人上書建議趁匈奴內部分裂而又遭到嚴重災荒的機會，用幾年的時間一舉消滅匈奴，為了民眾的安居樂業著想，他堅決地否定了這個建議。
劉秀如此倡導儒學，不言兵事，為的是籌劃著改造他的官吏隊伍，以適應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轉變的這一根本需要。他本來的官吏隊伍，多是在戰爭中憑軍功提拔起來的。這批人善於斬將屠城，但也喜功放縱，對於治理地方、安集百姓均不相適宜。他們即使有些不順手、不聽使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違背法紀，劉秀也不便對他們有過於嚴格的要求。隨著戰火的平息和儒學的活躍，劉秀逐漸改變了官吏隊伍的素質和結構，用文吏取代功臣，功臣們交出手中的權力，離開官位，各自回到家中養尊處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