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有個風華正茂的青年毛澤東看到了這個現象，他在辛亥革命時，曾參加了湖南新軍的革命，時間雖然很短，但他至少獲悉了革命黨領袖焦達峰被資產階級立憲派譚延閶慘殺的一幕曆史悲劇。
這幕悲劇在武昌起義之後，帝製崩潰之前，當是最殘酷的奪權鬥爭。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湖南後，長沙立憲黨人“一夕數驚”，而革命黨人卻“躍躍欲發”。
焦達峰等為踐行“十日內響應”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的諾言，決定在10月18日起義。
立憲派因對清廷絕望，也競相附和。
譚延闓等人邀請焦達峰等秘密商議，“力勸其勿擾亂秩序，至於垂涕”，並預定在舉事後，推舉譚延闓為都督，黃忠浩為鎮統，議決不殺官吏，不殺旗人。“企圖不震動封建秩序而由立憲派接取清朝政權”的譚延闓在諮議局會上提出“要文明革命。文明革命與草寇異，因此當與世家巨族軍界長官多商量”。
譚本人正是“世家巨族”，黃忠浩則是“軍界長官”，“草寇”自然指革命黨。但黃忠浩是雙手沾滿了革命黨人的劊子手，士兵們對他恨之入骨。陳作新運動軍隊發難，士兵們堅持以“殺黃忠浩”為先決條件，焦達峰害怕與立憲人士決裂，猶豫不決，因而使10月18日的起義流產。於是同新軍士兵“重新訂約，允殺忠浩”，把起義改在22日。
譚延闓獲悉，夜訪黃忠浩，告知情況，希望黃率先奪取政權，黃是中路巡防營統領，知道湖北方麵武勝關還在清軍手裏，認為革命不一定能成功，因而絕拒。
第二天，焦達峰領導的長沙起義爆發。被調出城外的新軍分兩路撲城。
一路入北門，一路入小吳門。“時城內隻有防營，民軍人持白布一束，見防兵則執而縛巾於其袖，防兵無不樂從，人人伸臂就縛。”（柳東一蟹：《漢族光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