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談在緊鑼密鼓當中。
但在黃興看來，與敵人和談是種屈辱。
他有太多太多的創痛及其理由。
或許，他覺得為時尚早，在當時應該是可以不考慮的局事。
他的想法不是沒有事實根據。
漢口、漢陽，雖然敗在清軍手上了，可是，就在馮國璋攻下漢陽後，他向清廷報告了如下情形：
（湖北）應城一帶間四五十裏或七八十裏皆有“匪”據，約兩千餘人；當陽消息不通；黃陂現雖克複，而沿路之“匪”，有如流寇。又九江之“叛兵”已於黃州、黃梅登陸，大勢尤岌岌可危。……
總之，遍地皆“匪，饑民逃勇應之，商民亦應之；大半此起彼伏。我軍隻有此數，前敵兼顧後路”。
也就是說，清軍實際上麵臨著無法克服的困難，袁世凱急於求和，也正鑒於這種自顧不暇的現狀。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自武昌起義以來，革命的大火已成燎原之勢。就當時全國絕大部分的省份，已宣告脫離清廷而獨立。
從1911年10月22日開始，至“停戰協議”之時（12月1日），先後“光複”獨立的省份已有：
湖南；
陝西；
安徽；
福建；
廣東；
山東（假稱光複）；
四川；
山西；
江西；
雲南；
上海；
貴州；
江蘇；
浙江；
廣西。
這些省份的光複獨立，毫無疑義，是逼使袁世凱向黎元洪搖出和平橄欖枝的根本因素。
但是，局勢變化極大，這對袁、黎都感到突然——江浙方麵堅決反對袁、黎在武昌和談。
因為，停戰之後的第二天，恰好是江浙聯軍攻克南京，革命重心由湖北轉移到長江下遊，結果，袁世凱本來希望把黎元洪作為和談的對手，現在卻不得不把談判地點改為上海，這在黎、袁，甚至是首義革命黨人看來，都是“不明事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