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園殺後”的事實真相，被當事人和後來人搞得難於論證。但在這裏，從蛛絲馬跡中可追尋考量。先講講一個突發事件。
我們知道，康有為維新變法的導師實際上就是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其《留華四十五年記》中回顧了這段曆史，他寫道：
在頒布維新諭旨時，守舊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計劃，可能很快地使中國毀滅，他們懇求慈禧將一切的政權都掌握在她自己手裏。她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閱兵。皇帝恐怕在檢閱的借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所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維新黨催著要他先發製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才可以製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算在他的支持下，帶兵至京看守住她的宮殿。
我們還知道，康有為最高的理想就是立誌要搞“君主立憲”。他想讓清帝國像西方一些國家那樣，建立有上下議院的國會，從他所請的外國人來看，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怕慈禧太後接受不了，便暫先稱為“製度局”。這種“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行為，不應是近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封建“詭道”。但中國有幾千年來的爭權奪利、顛覆國家的政治陰謀習慣，甚至把“孫子兵法”的軍事“詭道”用在政治上，這是中國惡性政治的循環。李宗吾謂之政治“厚黑學”。政治專製的災難從奪取政權、得到天下後就已經潛藏著，並且無休無止。
而李提摩太所謂的“先發製人”之語，也反映了政治的心術曆來就是這樣，與軍隊對敵的作戰視為同等性質，沒有想到用政治對話或談判來解決，也許這為帝製所不容許，因此這也就成了帝國的政治死結。既然死結不易解，也不想再解，那隻有一刀兩斷。
維新與守舊的政治博弈，正是這樣了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