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一位“以多變善應不變”的人。他在左右時局上，雖是維新變法的一縷慘淡經營的火光，但他也是鼓吹民權的一針興奮劑，而後者與孫中山“三民主義”主張有其一的趨同，然而他的民權觀點，是在君主立憲下的主張。維新改良與革命，確實是把“結數千年專製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的兩柄劍。故有人認為，梁啟超並不希望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因內訌而蒙上倒下去的塵垢。他這種似有同情孫中山，接近孫中山思想的心態，使得在光緒帝與慈禧過世後，連清政府都懷疑孫、梁會聯盟鬧事，如當時外務部致電駐日公使胡惟德：
頃密探得孫文挈同宋、石兩人抵大阪，運動極秘。又聞其約梁啟超同赴大阪等情。尊處有無所聞？希即切商日政府協助查禁，並照前議，如果有在大阪運動蹤跡，務令出境。電複。外務部。（二十日）雖然早在1903年孫中山就在《民報》明確指出革命與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但也並不意味著梁、孫就是永遠不能握手言歡的敵人。外間探得他們有攜手合作的可能按說不會是空穴來風。隻是這種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就在因政治本質。政治本質的不同，路線方向自然不同。而且梁啟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受命於改良派教主康有為。
康有為不像梁那麽善變，為人固執己見，頗有孔子謂之“一以貫之”的人物。在日本期間，拒絕與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合作，充分表明自己不讚同孫中山等人反清的政治立場。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記載了康有為自視甚高，不願意與孫中山為伍的一段事實：
康得清帝之眷顧．以帝師自居，目革命黨為大逆不道，深恐為所牽累，（孫中山欲見他），故托事不見，是為兩黨日後軋轢之最大原因……時康有為稱奉清帝衣帶詔，以帝王師自命，意氣甚盛，視中山一派為叛徒，隱存羞與為伍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