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員和革命知識分子，把《民報》等革命思想言論編成宣傳手冊，流傳到國內的各地學校和政府編練的新軍內部，學生和士兵爭相傳誦，“如飲狂泉”，成為秘寶。立憲派的宣傳節節敗退。當時身居內地的高一涵，後來在《辛亥革命回憶錄》中說：“我早先總喜歡讀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和《中國魄》之類的刊物的，看到《民報》後，才認識到國家不強是‘政治惡劣’，而不是‘國民惡劣’，應該建立共和，不應該維持專製，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必須同時進行，種族革命絕不會妨害政治革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爭，就不會有辛亥革命大波迭起。
然而，就在彼此筆戰不分勝負的時候，有位令康、梁聞之變色的人物登台亮相了。這人從國內一來日本就任《民報》主編，他叫章太炎（1869—1936，浙江餘杭人，名炳麟，一名絳，字枚叔，號太炎）。章太炎少時即在杭州從師俞樾（1821—1907，經學家）學習經史。因欽佩康有為“公車上書”的精神，寄費16塊銀元報名加入康在上海辦的強學會，並為《時務報》寫些時評。時年31歲的他因不滿康有為倡言孔教而自稱“教主”，曾遭康氏門徒圍攻毆打，憤而離開《時務報》。他曾上書李鴻章言事，未有結果。1898年3月，受張之洞之邀，赴武昌辦《正學報》，但因政見不合又被張逐出。後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而攜家避難台灣，任《台北日報》記者。在台期間又與康、梁書信往來頻繁，流亡日本後與孫中山結識，1900年7月潛回上海參加唐才常發起的“張園國會”，但他反對唐那種既要“排滿”又要“勤王”的宗旨，為表明立場，他當場剪掉辮發與唐決裂，從此立誌倡言革命排滿。
1902年春逃往日本，再次同孫中山走在一起，商論中國的土地、賦稅及革命成功後的政製和建都等問題。他還和秦力山（1877—1906，字力三，別名遁公、鞏黃，湖南長沙人，1900年曾在天津聯係義和團，使改“扶清滅洋”的口號。後至武漢參加唐才常的自力軍，任後軍統領）等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號召留日學生“雪涕來會，以誌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