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報端曾鄭重其事地告誡革命黨人：“民氣如火，善用之可以克敵，不善用之可以自焚，一旦暴動起來，不管發動者如何文明，各地難免沒有鬧教案、殺西人一類舉動”。
康有為則以法國大革命為例，說那種革命“流血斷頭，殃及善良，禍貽古物，窮天地古今之凶殘，未之有比之”，“妄倡革命，大罪滔天”。但梁對革命又與康有為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新民叢報》（第89號）坦陳：“革命黨何以生？生以政治腐敗。政治腐敗者實製造革命黨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從人民之所欲惡，不能為人民捍患而開利，則人民於權利上得起而革之，且於義務上不可不起而革之。”
不過，他提醒：“革命事業，其與秩序性質最難相容”，“顧其所最危險者，則當新破壞而未能建設之時，中央舊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暫成立而旋起衝突，中央紛如亂麻，而各省新經兵燹之後，人民生計憔悴，加以動機已動，人人以好亂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動陸續起”，則“秩序一破，不可回複。”
梁啟超的革命破壞現存秩序言論，再次遭到許多革命黨人的反對。孫中山給予尖銳的回應：宣稱革命事業以建設為目的，破壞隻是手段。對舊的秩序，“革命不僅是破壞，而且是建設；正是為了建設才進行破壞。”進而指出：“革命百無一害，它的目的在於推翻君主專製的黑暗統治，摧毀一切陋俗弊政，以建設新的國家，新的社會”秩序。因為“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壞者，異族鉗製之勢力也，專製之**威也，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適宜於社會者也；而其所欲建設者，民族的國家也，民主立憲政體也，國家民生主義也，凡是皆宜於社會者也。”這樣的破壞舊社會秩序，本是著眼於建設之目的，是撥亂反正，不得謂內亂。革命黨人樂觀地認為：“現在革命的目的不同於過去的農民暴動，不再是帝製自為，而是為了建立共和國家，因此，可以盡除曆史上群雄相爭奪、相戕殺的陳跡，可以盡力於民黨內部之調和而避其傾軋，內亂自然也就不會發生”。革命派也同時指出：“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則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