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為梁啟超代擬然而，梁啟超不為所動，他堅決站在孫中山革命的對立麵，鐵定心要走立憲道路。不過，梁的堅定不移地搞立憲，另有一番意境——不為時人所知的內幕，包括慈禧都不知道就裏。此內幕就是，1905年11月，載澤再次受命危難之時赴歐美考察憲政，他在日本秘密會見了梁啟超，梁接受了代他擬了一個立憲的方案，載澤於次年回國後，他便把這個李代桃僵的方案，成了他的考察憲政的心得報告遞請慈禧披閱，即《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密折如下：
奴才那些日子回到北京之後，曾經上了一個奏折，懇請國家改行立憲政體，以安定人心而維持大局。仰蒙皇太後、皇上兩次召見，詢問臣等出洋的詳細情況，並告知朝廷本無成見，而是以至誠之心，擇善而從，力行中庸之道。奴才為此感到十分欣喜。十多天以來，奴才日思夜想，認為頒行憲法，有利於國，有利於人民，而最不利於官吏。如果不是出於公心忠誠為國謀劃大計的官員，就不能拋棄私心、破除成見，就必然有一些人為反對立憲而遊說，以熒惑聖聽。因為憲法製度一旦確立，外省的督撫和中央的各大臣，其權力都必然不能再像往日那樣重，利益也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優厚，所以，他們會散布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言論，以便於無形之中阻礙憲法的製訂。他們並不是真心地愛護朝廷，而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權力和自己的私利。考察他們反對立憲的主要理由，則以防止立憲可能會對君主的權力造成損害相標榜。殊不知，君主立憲的根本意圖在於尊崇國體，鞏固君權，並不會對君權造成損害。
考察日本的憲法，再證以伊藤博文候爵和穗積博士的言論，可知在實行立憲之後，君主的大權共有十七項。
由此可見，凡國家的內政外交，軍備財政，對官員的賞罰升降，對臣民的生殺予奪，以及對於議會的操縱，君主都握有統治之權。日本君權的完全嚴密，不存在絲毫下移的情形，甚至超過了中國，真讓人感到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