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科舉後，清廷的政治危機四伏，立憲呼聲一聲高過一聲。
特別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緩慢發展與內外的壓迫，引起相當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
例如，大實業家張謇（江蘇南通人，字季直，號嗇庵，狀元出身），他對厘捐稅就很不滿意。厘捐也叫厘金、過厘卡、過捐卡，是政府在全國各地的通商要道或市鎮，設卡征收通過稅或貨物稅性質的機構，分卡員一類管征收，一類管查驗；巡卡員擔任稽查和緝私，並配巡船、炮船等武裝。全國十八省厘卡公務員總數約二萬五六千人。稅收很不理想，對這些沒有素質的稅收人員，也很懊惱。他本是官辦私營老板，1895年受兩廣總督張之洞委派到直隸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創辦大生紗廠，之後，陸續開辦通海墾牧公司、上海大達外江輪步公司、天生港輪步公司、資生鐵冶廠等企業；自1902年起，就以商養教，創辦了通州師範、女子師範、南通師範、盲啞學校、伶工學校、南通圖書館、博物苑等文教事業，為張之洞走上中央高層、和“中體西用”的漸進的溫和革命的構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當著排滿革命的風暴日益加劇的時候，這位從1901年就開始從事君主立憲的、既得利益集團資本首富的張謇，也是心焦得很。他曾找到張之洞，對他說：
“就過捐卡來說，不思叛皇上太後的人，那是不近人情的，看見公務員對捐卡這麽殘酷，而沒人背叛皇上太後的，這也是不符合人理的。”
這種厘金捐卡稅，本來是太平軍時期的產物。當有教養的、較為高貴優雅的文官們在行使傳統權力的可能性趨於跌落，中央政府的力量日益削弱時，官員及縉紳們便夥同黑社會開始把越來越多的地方撈錢事務延攬到自己手中，從而預示了長期的不公正的混亂。在全國的許多地區，特別是豪強官紳，他們自己直接征稅並禁止其他的人將稅收上繳中央政府。政府原本想通過建立這一種向行商坐賈征稅的製度來充實提高國庫基金的新措施，由於得不到貫徹，因此，比土地課以重稅相比更為妥善的厘捐稅，從帝國政府的控製下分離出來，轉入了地方。於是，地方官吏豪紳們利用征稅權形成了新的地方權威的經濟基礎，也為今後的軍閥時代奠定了各霸一方的實力。張之洞作為新興政治家由地方都督，到中央首要，他是嚐過太多的稅收之甜頭，他當然是目睹無視的，而作為資本家張謇，他的不滿是因為傷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但他與政府高層又有共生共存的關係，有著經濟地位的實業家貴族，他必然會與有政治地位的權力貴族結成一團，故張的憂慮，既是對朝廷的憂，也是為自家的慮。他生怕因此來個資產階級的革命。而張之洞，拿辜鴻銘的話說是“清流派的首領”，他反對任何的革命。所以，張謇隻能向已權傾朝野的張之洞一吐，他不吐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