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洞，洞察到了什麽？他為什麽要跟著袁世凱一起倡議廢除科舉？是因為他被所教育的學生戲弄過？還是因為他被滿清政府折騰得死去活來？好像都不是。他是感到西學的浪潮無情拍打著大清的江山，他是感覺到末世的科舉學子仍然把它當做謀官的手段，人性的不良在惡性循環。當邪惡充塞著科舉，充盈著官場，這是很可怕的社會。
從張之洞的《勸學篇》來看，他是關心人倫的。而一個人的科舉的成敗關係到家庭的人倫，為了讀書可以置年老的父母不顧，可以置新婚妻子不顧，可以到妓院裏玩樂，可以像柳永那樣尋花問柳，“為伊消得人憔悴”，可以像《西廂記》的張生依依不舍地辭別豔遇：“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另一種現象是——據考證，科舉的營私舞弊在明代萬曆年間就積重難返，尤其是中央內閣首輔張居正以及一般尚書、侍郎們，公然直接為自己的子侄親友出謀鑽營，以求在各級考試，主要是會試中能夠名列前茅。以此增大自己的政治羽翼。
張居正為了讓自己三個兒子及第，他拉攏後來成為戲劇家的湯顯祖，湯不從。但他通過努力，終於使老大張敬修、老二張嗣修、老三張懋修都相繼名列會試一、二名。
人才是否盡其用，是政治昌明或腐敗的關鍵之一。所以，清朝自入關以來，一般十分重視的，隻是懲罰考試作弊的犯案又未免苛刻。
如順治十四年（1657年），發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結果搞得被殺或流放的人很多。像魯迅先生的祖父也涉到這個案去了，“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Q正傳》可讀了”。
科舉走下坡路似乎不是西學的浸**，而是自己的浸**。這就是張之洞的洞見。
前麵講過，張之洞自己也是“開了後門”的，但不是沾親帶故、裙帶關係，而是考官根據人才來推薦給領導人慈禧太後的，這個推薦自隋唐科舉以來都有過，但這種“推薦”不同於當代的“保送生”，要純粹得多，張隻是在進士層麵上由“三甲末名”被慈禧太後拔置為“一甲第三名”，由“傳臚”改為“探花”。慈禧沒錯，她有權力做，但這也有不公平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