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1890—1935），江蘇東台人。現代著名新聞學家、中國新聞史學拓荒者、20世紀30年代著名新聞記者。早年在一些報社任編輯至總編，1921年上海新聞記者聯合會成立時任會長，1925年後在國民大學、南方大學、大夏大學、複旦大學等校講授新聞學，1927年出版《中國報學史》。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病逝但死因成謎，疑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所暗害。其著作《中國報學史》最早論述中國新聞史，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泛新聞學論，開創全麵係統研究中國新聞發展史的先河，成為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的一個重要文獻。其對中國新聞事業的最大貢獻，就是第一次確立了報學史的研究是一門學問。
戈公振的書齋裏堆滿了各種報紙，四壁也貼滿了各種報紙。戈作書細如蠅蟻，尺素之紙可作幾千字。
戈公振以其所著《中國報學史》而出名。在臨死前，他仍以該書未能修改成白話文為遺憾。
戈公振對時任上海《商報》記者陳布雷說，報紙的評論“頗如吾人顏麵之有眉”。陳強調道：“評論豈止是眉，應該是報紙之目，如為人畫像，若雙目有光，則全神皆振。”
在編輯思想上，戈公振提倡一種“大編輯觀念”，認為報紙編輯不僅要考慮到新聞的編排，而且還要考慮到新聞、評論、廣告的編排達成和諧一致，同時還應該在新聞、評論和廣告的編輯中體現出整個報紙的編輯方針。將此三者統一起來進行考慮的目的，在於引起讀者對於報紙的濃厚興趣。對此，戈借美國名記者韋廉之的話說：“新聞、評論及廣告各欄，務求能引起閱者最濃厚之興味。願我國報業其注意之。”戈正是立足於這種辦報思想，對新聞、評論、圖畫、廣告等的編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戈公振看來，報紙根本要素在於新聞。他提出：“故報紙之原質，真可謂為新聞。”又說“報紙以報告新聞為原則”。因此他對於新聞的編輯尤為重視。為掌握當時報界新聞編輯現狀，戈分別選擇京、津、滬、穗、漢5個城市的報紙，在進行新聞篇幅和內容的比較分析後得出結論：“我國報紙所載之新聞，苟以充篇幅而已。敘一事也，常首尾不具，前後矛盾。同一事也，而一日散見二三處，無係統，無組織，浮詞滿紙，不得要領。”在他看來，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訪員不研究記事之法，以抄錄為範圍”；二是編輯不負責，“不為讀者著想，以省事為要訣”。對此他感歎道：“報紙材料少，固不足以饜讀者之望；有材料而不善編輯，直如衣錦夜行，在報館尤為極大之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