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1888—1941），祖籍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近現代新聞家、政論家。1901年父親病逝後，他隨母親扶柩返回榆林，後就讀於煙霞草堂，師從關學大儒劉古愚。得到陝西學台沈衛賞識和器重，1905年官費留學日本。1908年回國，任《民立報》記者。1911年辛亥革命後任孫中山秘書。1916年任《中華新報》總編輯。1926年任《大眾報》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複雜政治背景下，張季鸞以一個報人身份能贏得方方麵麵認可，實在是其獨到之處。
張季鸞青年時因過早白頭，大家便叫他“小白”。他即用“小白”作筆名，自勵頭發已經白了，需趁早努力。
張季鸞健談，會客至深夜成為癖好。他常在送客後便提筆疾書，用談話內容組織文章；寫了一部分便先送工廠檢排，下篇寫完，前篇已檢排完畢；然後邊校邊改，分成段落，一氣嗬成。
張季鸞早年留學日本，因留心時事，最愛剪報，分門別類，積聚豐富。回國時滿載而歸，人稱“剪報大王”。
張季鸞著文十分嚴謹，但他認為自己的文章生命力很短，不值得留給後人看。因此他從不留底稿，更反對將自己文章結集。他說，他寫的文章早晨還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張季鸞從辛亥時期主持《民立報》到主持《大公報》至抗戰中期三十年間，寫了三千餘篇社論。張撰寫社論從不署名，也不留底稿，不收集保存，而同期報人多仿效他的筆調。他死後，胡政之編《季鸞文存》，惜選文乏力。
張季鸞為文為人是厚道的，但他的厚道並非鄉願，並非無原則捧場。當為了公義，他認為必須批評時，其筆鋒又是很犀利的。如他曾撰寫過3篇被人們稱為“三罵”的社評，曾膾炙人口，風行國中。一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跌霸》。文中說：“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並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是1927年12月2日《蔣介石之人生觀》，針對蔣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並“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說法，以犀利尖銳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己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其社評責問，以蔣氏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之說法來論，南京政府軍隊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亦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